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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永忠 :警鐘長鳴:防範“文革”惡夢重演

作者
潘永忠 :警鐘長鳴:防範“文革”惡夢重演
 
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和副秘書長潘永忠 獨立中文筆會

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權後,中國的新聞業便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黨控制下的新聞媒體喪失了自由度。1966年6月,《人民日報》一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文革十年,中國的新聞媒體幾近名存實亡,成為名副其實的宣傳工具。旅居德國的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一書中,對中國新聞媒體在此一時期的地位以及中國文化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中的遭遇進行了詳盡地描述。

法廣:文革至今,已半世紀有餘,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您認為當年的這場“革命”能否避免?

潘永忠: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簡單地回顧一下“文革”爆發的當時背景與體制因素。

一、背景環境:

1、1957年中共發動了“反右運動”,中國整個知識精英階層遭遇了史無前例的打擊和懲治,全國遭受迫害的知識精英,官方數據已達55萬人,徹底杜絕與阻塞了中國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管道。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中共建政後的數年內,私營的新聞媒體、通訊社、出版社,均被合并、合營與關閉,但中共建政前舊新聞媒體、出版界等的人才們,被國營媒體吸納,並擔任各國營媒體機構的領導職務,這對當時媒體管理方法上,還是保存了相應的自由空間,“反右運動”後,言論自由已不復存在。

2、盲目發動“大躍進”。大鍊鋼鐵,人民公社等,大搞違背自然規律的野蠻、盲目、“放衛星”似的經濟建設,導致全國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大饑荒,舉國瘡痍滿目,民生凋敝,有些地方還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

3、中共黨內鬥爭尖銳化。

首先,中共不檢討自身的領導錯誤,推諉責任,說是“自然災害”;其次,中共高層領導權爭奪,毛澤東退居二線,從事理論研究,劉少奇承擔一線的主持中央工作。

“反右運動”的錯誤,發動“大躍進”的錯誤,不但沒有得到反思,追究責任,糾正錯誤;反而是助長了謬誤的萌芽繼續發酵,在中共領導機構上的安排,為更大的災難積蓄機會。

4、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理論,為舉國更大災難“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中共體制因素:

1、中共內部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

2、搞個人崇拜,權力集中於一人,毛澤東成了中共新君  皇帝;

3、毛澤東全面推行以“階級鬥爭”為理論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根據這些情況,我們再回頭來回答,“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當年的這場‘革命’能否避免?”我想我不說,大家都會明白無誤找到答案,中國這個專制體制的主導思想和結構沒有改變,習近平政府又祭出偶像崇拜、一言堂的模式,社會上沒有任何討論公眾事務的言論空間,原本可以扮演緩解民怨民憤壓力的閥門功能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被封殺,社會的不滿有如充滿了氣的高壓鍋,隨時會爆炸,滋生當年那場‘革命’的溫床正在發酵,我的答案是:不僅避免不了,很有可能重複“文革”那段歷史,當然表現形式可能有所改變。我自以為,這應該不是聳人聽聞的看法。

法廣:作為文革的導火索,《海瑞罷官》如何淪為政治工具?

潘永忠:歷史的悲劇總是從文化領域開始。封建皇權時代多少次的“文字獄”都是例子,“五七反右”是一個現代例子。

吳晗的一部《海瑞罷官》京劇,毛澤東看後很高興,還在家裡接見了主演海瑞的馬連良,同他一起吃飯,請他唱海瑞,並說:“戲好,海瑞是好人。”還稱讚劇本寫得不錯。

江青、張春橋等謀畫,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幹風”、“翻案風”聯繫在一起。故意挑起新一輪“文字獄”。毛澤東同意發表這篇文章,他把發表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頭”,用以打破他所不滿的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體系,換句話說:《海瑞罷官》成了毛澤東的敲門磚。

結果《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大門緊閉。毛澤東發怒了,指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重新評價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使得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了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從而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這是毛澤東版的“文字獄”,成了維護極權的重磅炸彈。

法廣:您在《走進中國新聞出版審查禁地》一書中,談到“文革摧毀了中國文化”、“摧毀了一代人”等問題,請具體談談您的看法。

潘永忠:這問題在這裡談,可能具體不了,只能原則的來說幾個數字等。

1、“文革”10年,城市有4四百八十多萬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達六十八萬多人,這其中大都是文化人士、知識精英,這不僅是非人性殺戮,還是摧毀了承上啟下的中國文化人才資源。

2、“文革”10年,農村有五百二十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份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一百二十多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中國士族作為文化家族群,其家法、門風等都具有深厚的儒學傳統,維繫士族家庭人倫親情是儒家的禮法倫理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家族一直在社會的發展中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文革”的做法無疑是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主要傳承的社會群體。

3、“文革”10年,大搞“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上山下鄉”運動等,都是在摧毀中國的教育,“文革”10年,中國的教育停止了10年。

4、10年“文革”最重要的是摧毀了傳統的人倫道德。中華民族的人倫道德,指的是:道、德、仁、禮、信、孝、義等,這是人道之根本,是為人最根本的道德,是人所應行的正道,也是社會共存的道德準則。而“文革”10年,這些在中國幾乎蕩然無存,這需要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慢慢修復和彌補。

法廣:文革時期的新聞媒體占居着怎樣的地位?

潘永忠:“文革”10年,已無從再談及新聞媒體佔據的地位。

“文革”時期有個熱詞叫“兩報一刊”,兩報指《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一刊指《紅旗》雜誌,凡是代表中共中央的聲音,通常同時在“兩報一刊”上發表,然後中央和各地報刊都要全文轉載,廣播電台都要全文廣播。於是“兩報一刊”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喉舌,出現了“小報抄大報,大報抄《紅旗》”的現象。

“兩報一刊”的許多主要文章是經過毛澤東審閱的,其中的一些文章,甚至還是經毛親手圈改或撰寫的。“文革”中,毛澤東終於又鞏固了皇權,中共從此變中共集體領導為毛澤東的“一言堂”,新聞媒體也成了毛澤東一家窗口,或者說是毛版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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