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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的結果是改革真的已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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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一屆三中全會40周年,40年的改革開放到底改變了些什麼?時至今日,改革是不是真的已死?改革開放到底是給中國帶來希望,還是徹底扼殺了中國政治轉型的希望?今天的《明鏡書刊》節目,我們請來明鏡雜誌編輯賀蘭若女士,給大家詳細介紹《中國研究院》第62次研討會: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還是使中國更難改變?參加此次研討會的有中共黨史專家阮銘、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程曉農、獨立智庫學者張艾枚與新聞觀察員何頻,主持人《歷史明鏡》主持人高伐林。該節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錄在最新第75期《中國密報》雜誌中。

明鏡電視《中國研究院》第62次節目資料圖片
明鏡電視《中國研究院》第62次節目資料圖片 圖片由明鏡電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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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的領導集團和領導方略不斷地在發生重大變化,請問改革開放的歷史到底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呢?

賀蘭若:在《中國研究院》第62次研討會中,阮銘將改革開放歷史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6年11月到1979年3月,那是終結文革災難,進入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的奠基階段。這一個階段,大家比較團結齊心。

第二個階段是1979年3月到1989年5月。這個階段是改革開放派在跟專政派的反覆較量下的一個曲折前進的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1989年到2002年,是專政派從反改革走向惡性改革的邪路階段,整個地反改革了。

第四個階段是2002年到2012年,胡錦濤掌權階段,阮銘認為是積惡難贖、積重難返的10年,這十年“政令不出中南海”。

第五個階段是2012年之後的習近平時代。

法廣:中國的改革開放,按照官方說法是將計畫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並且大力發展私有經濟。請問這兩點實現了嗎?

賀蘭若:對於這兩點,程曉農提出一個非常獨到的質疑,那就是經濟改革的兩個基本任務就是取消公有制,大力發展私有制  不是說它完全地不允許有公有企業,而是說改變整個經濟絕大部分企業單位都是國營企業的這種形式。還有一個,就是基本上取消計畫經濟。

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明確說過,中國的計畫經濟到底哪一年通過什麼手段消失的?

程曉農說,計畫經濟的取消應該是以1993年價格自由化為標誌的;而全面開始私有化應該是1997年。但是中國對這兩個經濟改革重要節點都沒有做過任何報道。

明鏡新聞評論員何頻則認為,改革開放的初心不是消滅計畫經濟,而是修補計畫經濟,修補公有制的低效無能。

法廣:眾所周知,自1949年建國之後,毛澤東一直靠個人崇拜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毛澤東進行了批評,破除了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那麼,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府是如何維持與老百姓之間的關係呢?

賀蘭若:程曉農用一句話來概括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府對於老百姓的統治方式,叫作“用胡蘿卜來換順從”,就是說政府通過改善經濟,通過提高工資,給老百姓更好的生活條件,來換取老百姓順從這個政府。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然後這條路走到頭的時候,還會再發生變化。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想過要進行政治改革。

法廣:中共進行了經濟改革,為什麼從沒有想到過要進行政治改革呢?

賀蘭若:鄧小平在80年代初期曾經提出過政治改革的說法,他當時說的是“搞經濟改革如果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不可能深入下去”;但是他所謂的政治改革,就是在中共內部進行一些調整,提高黨的統治效率,減少行政官僚主義,再深入就不可能了,更不用說動搖中共的領導了。

張艾枚披露說,在中共十三大報告當中,曾經起草三權分立,有這樣的想法和主張;但是鄧小平一口否決,絕對不能寫三權分立!

法廣:1989年的六四事件,為何沒有使中共停止改革開放呢?

賀蘭若:明鏡新聞評論員何頻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一開始就出現了問題。文革之後被平反,之後成為掌權者的一些中共幹部,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改革者,他們雖然在文革中遭逢厄運,但卻是中共統治最堅定的維護者。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內部反覆進行權力鬥爭和組合,左右拉扯,導致改革開放不斷出現扭曲,找不到最終出路,因此最終導致六四事件的爆發。六四大屠殺,暴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所謂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真實的想法  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之下,維護中共政權是第一位的。

但是六四之後,鄧小平發現,大屠殺造成的恐怖政治氛圍對於中共的統治是很危險的,因此就有了1992年的南巡,用改革開放的力量來維持政權的合法性。

何頻對改革開放從整體進行了否定,他認為,正是因為改革開放的一些成功,使得中共政權一直可以苟延殘喘,使政治轉型的希望更加渺茫。中共藉助改革開放後取得的實力,不但繼續統治中國,還在世界上為非作惡。

法廣: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坊間一直流傳着“改革已死”的說法?請問參加《中國研究院》第62次研討會的嘉賓對此如何看?

賀蘭若:“改革已死”這個說法最早是大陸學者陳永苗在胡溫時代提出來的,張艾枚認為,這個提法在那個時候還屬於有些過右,但是自習近平上台後,這個說法就逐漸變成了現實。

之所以這樣說,張艾枚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分析。首先是,鄧小平的三大政治安排,在習近平時代都已經改變了。這三大政治安排是隔代指定接班人、集體領導和廢除領袖終身制。

更有甚者,習近平和王岐山更提出了所謂“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完全是1962年毛澤東說的“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的翻版。因此,張艾枚總結認為,改革真的已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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