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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倫:中國80年代改革成就的核心因素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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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倫:中國80年代改革成就的核心因素是自由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2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紀念改開40周年大會。 路透社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取得了驚人成就,但世人對這些成就的驚羨也伴隨着越來越多的不安。經濟實力的強大並沒有帶來民主進程的推進,四個自信引導下的中國一方面要以高壓維穩,應對國內的各種社會緊張關係,另一方面,也在國際舞檯面對越來越多的質疑與防範,中美關係在建交40周年之際更是進入了一種類冷戰的對立狀態。40年後,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正走向何方?我們邀請在法國塞爾日-蓬多瓦茲大學教授張倫先生談談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官方話語今天所說的改革已經與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南轅北轍,中國進入了一個以改革的名義反改革的時代。當前的執政方略絕對開創不出新時代。

以改革的名義反改革

法廣:近些年來不少觀察人士都做出了中國改革已死的判斷。您個人是否也這樣認為?所謂改革已死的具體含義是什麼?

張倫:我同意這樣的看法。這種說法並不是最近幾年才出現,大概進入21世紀之後,就已經有了。上一個十年(註: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這種說法就已經被許多人所接受。

事實上,如果分析一下中國最近20年的改革,可以看出來,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措施出台。其實,中國真正的改革、最有活力的改革,大概也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還有一些,但進入21世紀基本上就沒有沒有看到希望看到的真正的改革措施出台。

今年(2018年)3月份,我為法國《世界報》寫過一篇文章。當時正是中國人大修憲(法廣註:取消領導人任期制)之後。文章的題目就是:中國進入了一個以改革的名義反改革的時代。什麼意思呢?如果說最近40年的改革給中國社會帶來了進步、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活力、讓中國從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話,這其中最關鍵、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兩個字:自由。是鄧(小平)時代允許了中國人享有了毛(澤東)時代沒有的、一些局部的自由,主要是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在政治上則沒有。但即使這樣,還是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就是說,中國的進步都是來自於這種局部享有的自由。但同時,中國的問題,也正是中國民眾的自由沒有得到充分享有,是自由的不完整和權利的缺失造成的。所以,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事實上就是中國的改革、中國民眾的權利、自由,不再能夠繼續深化、享有。相反,習(近平)上台之後這些年,不斷強化國家機器,經濟上,所謂國進民退趨向進一步惡化,民營經濟受到打壓,社會受到嚴格控制,新聞表達和言論自由空間進一步壓縮,在法制建設上,比如709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等等,也就是中國公民社會,民眾自由受到進一步擠壓。所以我才說,今天所說的改革,事實上與過去所說的改革,已經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語,完全是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的。儘管今天還在以改革的名義講改革,但是,與80年代我們所看到的改革的本質,已經發生根本的錯位,本質上是相衝突的,所以我才說中國進入了一個以改革的名義,但事實上反改革的時代。雖然最近經濟上有些放鬆,這與中美貿易戰壓力有關。

這條路可以走到哪一步,我個人抱持極大的懷疑。曾經有朋友問我如何看海南自貿區的前景。其實,道理很簡單:中國當初,比如深圳、珠海等地的特區之所以能夠取得成果,不外乎是它們先行一步,是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整體發展方向一致的。而現在,我們很難設想,局部地區、局部行業給予所謂更大的自由,但同時,另一方面,整個社會是以一種嚴控的方式運作的。這種內在的衝突絕對是不可能持續的。所以我對中國下一步的所謂改革能帶來什麼新的成效、新的讓人滿意的成果,抱着極大的懷疑。

鄧式路線已基本走到盡頭

法廣:如何解釋這種打着改革的旗號、行反改革之事這樣一種相互矛盾的局面呢?是習近平本人不願意改革?還是還有其他阻礙?哪些具體的因素阻止改革沿着以前的道路繼續向前呢?

張倫:分析這樣的現象當然比較複雜。但我們也可以這樣歸納一下。從主政者的角度講,習近平在一些理念上絕對是缺乏對現代改革的意識。他的很多思想烙印還有很重的毛時代色彩,這一點大家現在看得已經非常清楚,所以,在他的執政方略里,是以強固黨的執政(地位)、要重新進行社會控制、強化國企、等等這些措施作為其執政的基本走向,從這一點來說,習本人作為主政者絕對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肯定是一個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這種鄧式改革已經走到了一個瓶頸。六-四後,中國的改革實際上就進入了一個相對扭曲的狀態:一方面,政治上高壓,加強控制,另一方面,是經濟發展。這中間缺乏有效的協調,各種各樣的社會利益缺乏有效的制度表達的途徑,造成大面積的惡性腐敗、環境壞損,等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到了胡、溫的後期,其實就已經看得非常明顯。

在過去的很多訪談中我都提到,鄧的路線已經基本走到頭了,這種路線沒有辦法持續下去。所以,習上台之後,他要麼進行改革,(開始)改革2.0、3.0、4.0……的新時代,也就是要上一個台階,要有一種更深化的改革、更完整的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解決原來一種局部性的、扭曲性的改革帶來的問題,同時享受繼續改革的成就。另一種可能則是,用毛的方式,來解決改革帶來的問題。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習正是以這後一種方式來應對改革面臨的一些問題。

對此,我們可以遺憾,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理解這其中一些邏輯。這個邏輯的關鍵問題在於:改革到底是為整個中華民族、為整個中國人民的福祉、中國人的權利的增長、享有更多的自由為最終目標的?還是儘管可以為中華民族帶來強盛、在某些程度上也給中國人帶來一些好處,但前提是不能動搖中共的統治、一切是以中共保江山為前提的?這是兩種不同的改革哲學、改革目標。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習的所作所為沒有什麼令人意外的,就是說,中國今天的社會發展已經走到這樣一個階段,需要有一種新的方式,來重新定義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重新定義改革,重新定義中華民族未來的文明取向。在這樣的歷史關頭,要麼繼續強化一黨專政,繼續這種黨領導下的、一切以鞏固黨的權力為中心的方式,還是突破這樣的框架,以一種新的架構,來進行改革。在這一點上,習肯定是做出了他的抉擇,這也是造成中國今天再次面對內外交困的一個根本原因。

當然,在這背後也有利益集團的支撐。因為鄧氏的這種半拉子改革(如國內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所說),當然有利於部分權貴。這些權貴最希望這種改革模式永遠強固下去:既有過去政權的好處,又佔了市場經濟改革的一些便宜,這樣天下難得的好事為什麼不要呢?!

我的意思是,有習的問題,也有意識形態上、改革方略上,做最後抉擇的問題。當然,從政治、社會意義上來說,也有一個利益集團,他們需要這樣一種結果  習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他們的代表。這幾種因素造成了中國目前改革死亡這樣一種狀況。

改革與文革結婚必生怪胎

法廣:習近平宣布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您看來,這個習近平新時代會是怎樣一個時代?如何走出現在這種僵局?

張倫:如果以現在這種方式,所謂創造他的新時代,我敢斷言,他是絕對達不到目的的。因為他的許多措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逆歷史而行的。所以,我很難相信他怎麼能解決舊的問題、開創出一個新時代,怎麼能以現在所展現出來的這些執政話語等等,引領這個民族真正走上一個新的台階。比如處理社會矛盾,他是很難以現在這種方式來完成的。毛和鄧他都想要,他想用毛的一些方式來補鄧的方式,用鄧的東西來強固毛的體制,以這種方式來開創新時代,是絕對不可能的。很簡單,我剛才提到,鄧是有局部的自由,還是有一種自由取向,而毛是反自由的體制,這兩種是絕對不可融合的。我曾經說過:改革和文革是不能結婚的。否則,一定會造出一個怪胎。這種執政方略,是絕對開不出新時代,很可能還會給中國埋下一些新的危機,埋下新的災難性的因素。所以,中國肯定是進入了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時期。

新年之際,我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希望這個民族能夠少一些災難,能夠更好的邁上一個現代的台階。但這很可能只是我個人的期望。如果習近平以這種方式繼續執政下去,我個人還是有很大憂慮的:他絕對很難真正地引領這個民族走上一個新的台階,因為內在的邏輯的這種衝突、這種矛盾……我不知道執政集團是否認識清楚,他不能理順這種關係,那最後只能讓這個社會付出更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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