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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 知識分子的鴉片之三:革命的魔力

雷蒙·阿隆 知識分子的鴉片之三:革命的魔力
 
雷蒙.阿隆與『知識分子的鴉片』 網絡照片

[提要] 在左派知識分子心目中,革命具有先天的優越特權,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和革命連在一起,就有了天然合理性。事實上,革命這個觀念內涵非常複雜,甚至有些內容是衝突對立的。它甚至能給社會,給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問:革命這個觀念在我們心目中總是有正面的意義,阿隆是怎麼分析的,我想聽友們會有興趣。

答:確實,在我們的觀念中,革命是天然正面的東西。我們從小受的是革命教育,依靠的是廣大革命群眾,進行的是革命戰爭,連工作幹活都是抓革命、促生產。細想想,我們用任何一個詞都可以冠以革命的修飾語。革命同志、革命幹部、革命小將、革命思想、革命文藝……天啊,簡直是革不完的命,還要繼續革命。用雷蒙阿隆的話,就是革命有一種prestige,就是革命的魔力。我們知道,prestige這個詞在中世紀時常用來形容一種超自然的效力effet surnature,但是阿隆卻說:“革命與行動的本質,不能混為一談。革命只是行動的一種方式。事實上所有的行動都意味着對既定狀態的否定。在這個意義上,改良並不比一場革命更少行動。1789年的大革命,讓黑格爾發現了構成革命神話的一個主題:暴力服務於理性。但是,除非我們認為階級鬥爭自身就是一種價值,否則除舊布新,建立一種符合精神準則的社會共同體,並不需要徹底決裂,也不需要打一場內戰。革命則既不必然必要,也非天命使然,它只是一種手段”。阿隆的意思是說,蘇俄意識形態中那個所謂的“暴力革命是新時代的產婆”,這個信條絕不是天然正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因為在這種意識形態中,革命意味着社會中有一個階級,它勝利了,並且擁有了壓迫社會中其他階級的特權。阿隆問道:“難道全人類的和諧共存,一定要以某一個階級的勝利為起點嗎?”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凡以這一先決條件為指導的革命,必會帶來慘無人道的屠殺,血流成河的毀壞,和人性的徹底喪失。因為正像漢娜·阿倫特所指出的,革命一詞的正當性只在於“以自由為目的”。如果革命能開闢新紀元,也只因它讓更多的人獲取了更大的自由。可法國左派知識分子對革命的熱愛卻完全沒有這個內涵。他們只熱愛蘇俄革命以資產階級社會為對象,而且他們還同意賦予布爾什維克黨人,一種先知和救世主的地位。似乎只有他們才掌握了歷史未來的意義,這樣的一個判斷完全是超驗的。

問:阿隆這是不是指當時薩特與加繆的爭論?

答:是的。阿隆認為,他們兩個人爭論的實質是“對蘇聯與共產主義應當採取何種態度”。阿隆說:“他們兩人都承認,在兩大陣營中均存在着罪惡。但是加繆希望揭露兩大陣營各自的罪惡,而薩特卻希望,在不否認東方陣營的現實情況下,只揭露西方陣營的罪惡”。因為在薩特的心目中,蘇聯是一場革命的產物,而革命有着天然的正當性。而“加繆要揭露的並非僅僅是蘇聯現實的某一個方面,在他看來,蘇俄的制度是由一種哲學所煽動和辯護的, 完完全全的專制統治。他指責革命者否定所有永恆的價值,否定所有超越階級鬥爭,超越時代變化的道德”。其實,加繆批評的是薩特那一派的左翼,僅關注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和革命自身的魔力,而忽略了活生生的個人。就此,雷蒙阿隆問道:“一位反對矇昧的德國,反對早期工業發展的暴行的青年哲學家,在100年前宣告的革命寓言,能幫助我們理解當前的形勢,並進行理智的選擇嗎?”他說的這位青年哲學家就是馬克思。因為阿隆始終認為,與暴力相關的革命,並不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歷史上確實發生過伴隨暴力的革命,也不能由此就認定,暴力革命是一種人類的道德價值。在這裡,我想給聽友們講一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在他的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他專門討論了“孩子的眼淚”與“最高和諧”的關係。他在面對宗教信條所倡導的寬恕與和諧之類的最高真理時,讓哥哥伊凡問弟弟阿廖沙一個問題:“假設你自己要建設一所人類命運的大廈,目的在於最後造福人類,給予他們和平和安寧。但是為了這個目的,必須而且免不了要殘害一個小小的生命,比方說就是那個用小拳頭捶胸脯的孩子吧,要在他的無法報償的眼淚上面建設這所大廈。在這種條件下,你答應不答應作這座房子的建築師呢?同時,你能不能那樣想,就是你為他們建築的那些人,會同意在一個受殘害的小孩子的無辜的血上享受自己的幸福嗎?而且即使同意了,又能感到永遠的幸福嗎?這個問題和雷蒙阿隆對左翼知識分子信奉革命魔力的分析是一樣的。也就是,那些宏大敘事和激動人心的觀念,比如蘇俄意識形態中的那一套說辭,實行暴力專政,是為了人類在將來可以進入一個無階級衝突的最高和諧,這套說辭不過是讓罪惡合法化、永恆化的借口。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憤然答道:“我決不接受最高的和諧,這種和諧的價值還抵不上一個受苦的孩子的眼淚。假使小孩子們的痛苦是用來湊足為贖買真理所必須的痛苦的總數,那麼我預先聲明,這真理不值這樣的代價”。

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是站在徹底的人本主義的立場上的。

答:是的。我之所以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是因為法國左翼知識分子並不是專制、暴政的擁護者。像路易·阿拉貢這位徹底的法共作家,在他的作品,比如《斷腸集》中,也是充滿愛的柔情與人性。但是他們卻相信,蘇俄意識形態中的暴力革命論,是人類解放的必由之路。甚至同意所謂:“巨人走路,免不了踏碎路上的花草”。而阿隆卻以堅定自由主義,同時也是徹底的人本主義立場,指出:“暴力本身更吸引人和魅惑人,英國工黨的政策,北歐的無階級社會,對法國左翼而言,從來不具有俄國革命的魔力。儘管俄國有內戰,集體化和大清洗的恐怖,戰爭的傳奇精神,已經死於弗蘭德地區的泥沼中。而俄國內戰的傳奇精神,還殘存在盧比揚卡的地下室中。人們會想到,革命的神話,會不會最終同法西斯的暴力崇拜混合一體”。我們知道,盧比揚卡就是克格勃所在地,它的地下室就是最恐怖的嚴刑拷打的審訊室。阿隆在寫作《知識分子的的鴉片》一書時,赫魯曉夫還沒有作秘密報告,斯大林的殘酷罪行還沒有被徹底地揭露出來,但阿隆卻彷彿有先見之明,他已經指出了革命崇拜的後果。

問:阿隆的分析,確實有預見性。

答:在後來,雷蒙阿隆寫他的回憶錄的時候,專門講了激發他寫作《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的動機:“重讀冷戰時期許多最有責任心的作家們寫的文章或著作,不免叫人茫然。為什麼這些才智超群的人,儘管不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但談到蘇聯問題,便會講些失掉理性的話。簡單的猶如二加二等於四這樣的真理和常識,為什麼會顯得這樣無力,不堪一擊”。這是一個始終存在的問題。那些唬人的意識形態體系,那些大觀念,一旦不加分析地相信它,就像吸了鴉片,會連二加二等於四這樣的常識都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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