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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北京利用大數據全面監控社會,也對西方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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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北京利用大數據全面監控社會,也對西方構成威脅
 
大數據時代 網絡

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最近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在天津法庭被判刑四年零六個月。作為“709”一案中,首批遭到關押、最後受到審判的維權人士,王全璋獲刑再次引發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各方人士的擔憂。近年來,中國的人權議題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

一月底(30日),全球數十個人權組織發表聯署公開信,譴責中國人權狀況惡劣,呼籲聯合國人權理事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女士向我們闡述了她對中國人權現狀的看法。

法廣:1月28日,中國又一名維權律師-王全璋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四年半監禁。“顛覆國家政權罪”是一個重罪,北京如何界定此一重罪?目前,獨立中文筆會的一些會員受到羈押,他們會否也將遭遇相同的命運?

廖天琪:的確,“顛覆國家政權罪”是重罪,一般多在五年以上,也可以超過十年,像劉曉波、秦永敏都是十年以上。還有很多其他的因言獲罪的人,都被控這樣的罪名。當然,近幾年來,他們還有其他的說法,比如“擾亂公共秩序”或者是“阻礙交通”等等。王全璋的案子國際十分矚目,他的妻子李文足受到外媒的極大關注,王全璋還沒有被判之前幾天,李文足在北京與很多西方的外交官和媒體人見面。德國總統施泰因麥爾在去年12月訪華時也接見了李文足。所以王全璋的案子受到整個國際社會的矚目。其實,我們原先還很擔心他,既然被安上了這個罪名,判刑可能會很重。但是畢竟這是(當局)強行安在他頭上的一個罪名,怎麼也無法自圓其說,所以這次判了四年半。我當然不是說判輕了,他根本連一天都不應被判,但是王全璋已經被關了三年多了、將近三年半的時間。現在判了四年半,我相信他還需要再坐一年。

至於獨立中文筆會,我們目前有11名會員在獄中。好些人都被冠上類似的罪名。不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就是“泄露國家機密罪”,這些都會被判非常重的刑。而有些人不僅年紀很大,而且體弱多病。他們是不是能夠活着出來,都是個問題。

法廣:最近一年多時間來,西方媒體不斷披露新疆再教育營的情況,報道了“再教育營” 的規模以及涉及的上百萬人數,對此,中國方面予以批駁。針對兩種大相徑庭的說辭,如何才能了解事實的真相?

廖天琪:我認為這是中國政府故意混淆視聽。新疆再教育營的規模太大,使得全世界的媒體都去關注。因為在我們現在的和平時期,怎麼可以把將近100萬的人-另外一個族裔、維吾爾族人-關進去呢?維吾爾人大概有1100萬左右,100萬,就是將近人口的10%。把一個地方10%的人口關到這種“再教育營”,實在是說不過去的。西方媒體和政治家都是不被允許到實地去探訪的,即便是少數幾個去了,也只能去看幾個模範的營和管理所,無法獲得全貌的信息和印象。所以外媒的報道都是說是有100萬的人被關起來。但是中方很長時間故意不做反應,讓這些比較權威性的西方的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還有法國的世界報以及德國的這些大報,都是那麼說的。最近中國官方突然才放出話來說,這些都是不對的,這些數據都是錯誤的。而且他們現在也允許西方人去參觀,並且拿出一些比較翔實的數據,以此來“證明”西方的報道是不對的,來“證明”西方的媒體喜歡炒新聞,製造‘假新聞’。本來美國總統愛用這個詞fake news假新聞,現在中國反過來,他自己本來是專門喜歡說謊騙人的中國官方,也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就是說:西方的媒體是製造假新聞的。這種做法真的是非常可笑的。若中國政府要透露真相,就應該大大方方讓外媒去採訪和參觀,那麼什麼謠言也都能制止的,別人就不會去報道這樣錯誤的信息。你自己不讓人去看,人家報道,你又不說,然後過了一陣以後,突然站出來說,你們的報道都是錯誤的。這完全是他們特用的一種手法。

前不久德國政府的人權專員科芙勒女士到訪中國,她要求到新疆去,他們結果讓她去了西藏,那兒情況雖惡劣,但是那裡沒有“再教育營”。總而言之,中共政府就善於利用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他們這種方法騙騙小孩子還行,真的不能轉移西方對他們的報道和譴責。

法廣:作為獨立中文筆會的會長,您一直為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四處奔走、大聲疾呼。聽說最近您與德國兩名外交高官進行了會面,能不能大概地介紹一下您提出的訴求?

廖天琪:好的,近期我到德國的外交部去跟負責中國這一塊的外交官、也可以說是政府官員談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我非常擔心在12月份被當局逮捕的四川秋雨教會的長老王怡。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從媒體上看到了這個消息。王怡也是我們獨立中文筆會的會員,也是我們的理事,他以及秋雨教會的、將近100多個教友都被拘捕了。這件事情讓人非常地擔心。而且現在傳出來,王怡又被套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我們剛剛已經談到,凡是被加上這樣的罪名,都會重判的,所以我這次去,雖然跟德國官方有很多(討論的)議題,但是王怡被捕以及中國的地下教會被打壓的事情,是我們會談的重點。

另外還有一個會友,也是我們現在的理事-何德普先生,他自己曾經做過8年牢,現在放出來已經很多年,他跟他的兒子分別了16年,他的兒子從小,由於父親在牢里的關係,受到很多的歧視,以及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後來去了美國。現在他們父子分離了16年,而何德普被監控,不能夠離開中國,不能去探視他的兒子。他非常的傷心。去年12月底,他準備好了一切,包括機票和去美國的簽證,但是最後,國安的人告訴他不能離境。所以他很傷心。這件事情我也跟德國方面提到了。另外我當然也跟他們說,我們筆會還有11名會員在監獄裡面。我們非常擔心。另外還有我們一些會員經常受到監控。一個月就有一半的時間受到監控,不能隨意地出門活動,還有就是我們會員中有一些人像:姚文田先生,他已經70多歲了,他的身體很不好。他是香港的一個出版人,現在被關在廣州那邊。還有:秦永敏 、李必峰等等這些人的情況都非常地不樂觀。常年被關在牢裡邊,身體都很不好。還有一個人,就是桂民海,瑞典籍的香港出版人。他的情況不明。還有女性作家如:劉艷麗。大概最近要受到審判。這些事情都令我非常地擔心。除了跟他們談這些之外,我與他們還有一些交流,我了解到德國政府非常地關心中國的人權狀況。但是德國政府一直保持低調,因為這樣更便於旋斡、出力和營救,他們不像美國那麼高調,但是德國政府所作的一切,我們是知道的。劉霞就是一例。劉霞就是經過了很多年、很多年的德方的努力,最後終於在去年一月份來到德國。

法廣:針對中國的人權等政治議題,美國當局似乎比較願意傾聽專家們的見解。但德國政府在這方面似乎做的比較少。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廖天琪:德國政府在中國人權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們很低調。而且他們表面上好像不太聽取這種中國專家的意見。應該這樣說:美國政府歷來是比較不拘一格地吸取各種各樣的專家人才,在中國問題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在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常常給政府出謀畫策。而德國政府是比較保守的。他們一切都按規矩辦事。另外一方面,德國的學術傳統是主張純學術,就是說,一個學者不要受到外界社會和政治的干擾。他們應該好好做學問。所以早期的“漢學”,多半是德國人喜歡在故紙堆中去研究那些諸如明代的官吏制度等等。但是,最近30年來,這種情況還是改變了。有一些漢學出身的中國問題專家,都成為大報的駐外記者,專門報道中國的新聞,並且寫分析性的文章,也著書立論。我很想提到一位目前最紅的記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他是原來南德意志報駐北京的記者。他寫的這些關於中國的報道,都非常引人注意。他最近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叫做”獨裁體制的新面貌“,副標題是:建立數據化監控的中國對我們是個挑戰。這本書分析了中國最新的一些發展,包括大數據的引進。還有中國政府利用大數據進行全面的監控,對整個社會造成怎麼樣的影響。而這種監控事實上對西方也是一種威脅。我們看到,世界各個國家對華為都非常地警惕。我剛才提到駐京記者寫的這本書,引起德國政壇很大的關注。他們都認為這本書對於他們在對華的一些決策方面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也有一些漢學出身的學者進入智庫。他們對於德國的政治家也經常地出謀獻策。不過,還是有不少的漢學的學者到現在仍然跟不上時代。他們還搞不清楚中國事實上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身上還帶着這種從傳統遺留下來的毛病。不過,兩種情況都有。有非常聰明的人,他們非常關注中國目前的情況。也有一些人還是願意研究傳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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