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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熱比婭贊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尋求自治的立場”

作者
達賴喇嘛:“熱比婭贊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尋求自治的立場”
 
達賴喇嘛 維基百科

繼2008年三月西藏發生大規模騷亂後,2009年七月新疆又爆發了嚴重的維漢衝突,潛伏在中國經濟繁榮背後的政治訴求衝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問題日益凸顯,而西藏與新疆這兩個邊疆重鎮成為火山噴發的出口。面對相似的困境,藏民族是否考慮與維族形成某種形式的聯合,共同謀求走出困境的策略?他們又是如何爭取達賴更多漢族民眾的理解與支持?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達蘭薩拉記者雅尼克的專訪中,就上述問題,達賴喇嘛強調接觸與對話的重要性  通過交談,他贏得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對其以非暴力方式尋求自治的政策的支持;通過交流,他使更多的人消除誤解、放下成見,了解西藏的真實狀況和藏人的真正需求。

記者:2008年以來,中國發生了兩件同西藏前途緊密相關的大事。第一件事即國際輿論所稱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機,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來的新疆危機。新疆危機雖然同西藏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同樣顯示中國漢民族如何對待其他民族的問題已經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您如何看待這兩件事,藏民族是否應該尋求同維吾爾民族進行某種形式的聯合,共同爭取更大的空間,無論是獨立還是自治?

達賴喇嘛:關於新疆的這個問題,我在1954年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見到一些新疆當地的官員時,感受到他們內心的痛苦,對當局不滿的痛苦。1959年,我離開西藏到印度以後,我們與新疆一些人曾有多次接觸,大家相互關心,同食同寢。大家一起叫苦,因為面臨一樣的狀況,我們都感到壓力。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認為應該尋求新疆的獨立,而且就獨立的手段上說,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我們之間的接觸因此愈來愈少了,幾乎沒有很密切的接觸。熱比婭女士從中國出來後,我在美國與她見過一次面,那次見面我們並沒有詳細地談論問題。後來,在德國與其見面時,我們有充足的時間討論一些問題。當時,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詳細地解釋給她聽。她很清楚地對我說,支持達賴喇嘛所尋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認為,新疆也應該尋求自治,就方式來說,她覺得應該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覺得新疆的自治問題應該用非暴力的方式解決。新疆的“七·五”事件發生後,我在捷克布拉克參加諾貝爾獲獎者的高峰會時再次與熱比婭會面。那時,我們也談到一些問題。她充分肯定了我尋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覺得應該走這一方向。最近,熱比婭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會議上,公開表示新疆的未來是要尋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們完全支持非暴力,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想法是愈來愈走到一起了。

記者:請問您與熱比婭在德國見面是哪一年的?

達賴喇嘛:2007年,在漢堡。

記者:也就是說,在不使用暴力這點上,熱比婭夫人與您的觀點一致?

達賴喇嘛:完全一樣。

記者:自治問題上呢?

達賴喇嘛:也是一樣的。有些人對我與熱比婭的會面表示不滿。他們批評說,熱比婭在中國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別是中國政府認為熱比婭是恐怖主義的頭目,覺得達賴喇嘛不應該見她。很多中國朋友對我這樣說。我告訴這些中國朋友,我見熱比婭,其實幫助了她,使她贊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場,使她結束了那種理念和鬥爭的方式,我其實幫了她。我是這樣回答他們的。

記者:熱比婭對於維吾爾民族的影響力並不像您在西藏人民當中的影響力那樣強,她可能並不具備如此大的號召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選擇非暴力的道路。

達賴喇嘛:阿圖坎(音譯名)曾是新疆獨立時期政府的部長,如今已經過世,但他的兒子還活着。我對熱比婭說:你現在可以說是新疆的一名領導人,你應該有責任讓全世界的新疆異議分子、流亡人士統一起來,這是你的一個責任。在八九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許多民主運動人士去了美國、歐洲、澳洲及其它國家。那時,見到他們,我也呼籲他們團結起來,組成統一的力量。我說,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這種統一的力量一直沒有形成。

記者:最近一段時間,您親自出席並召開了兩個藏漢大會,八月份的日內瓦會議和九月份的加拿大溫哥華會議。您希望更多地向中國人民說話,流亡藏人也普遍加強了同海外華人的接觸,現在看來,您覺得這一政策調整是否收到了一定成果?

達賴喇嘛:去年三月西藏事件發生後,我於四、五月份去了美國、英國、德國等地。當時我到時,大概一百多名中國留學生舉行了抗議。看起來,那些抗議的學生情緒高漲、滿腔憤怒。當然,我知道他們對事實並不了解。因此,在這期間,我向中國民眾尤其是佛教徒發出呼籲,我把我真實的想法、立場和原則清楚地告訴他們。隨後在六月份訪問澳洲時,就沒有多少抗議的學生,這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收穫。更重要的是,有些學生、學者、作家等人遇見我時說,由於中國新聞“一言堂”,他們在國內難以了解真正的達賴喇嘛,因此產生了很多的誤解。見到達賴喇嘛並了解其想法後,他們意識到真正的達賴喇嘛並非如中國新聞中宣傳中的那樣,而他們事實上支持達賴喇嘛的想法和觀點。因此,與中國民眾加深接觸對解決西藏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同樣地,有些剛到達蘭薩拉的中國人最初時心懷擔憂,比如擔心被藏人毆打,但當他們了解到這是一個祥和的地方時,他們就感到很快樂。所以,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956年,我從西藏到印度朝聖,中國軍隊護送我到邊境,其中一位副司令員對我說,如果在印度有人問你西藏的情況如何時,你應該回答說,“百聞不如一見”。這位中共官員說的非常有道理。所以,中共官員不應該一味醜化達蘭薩拉,他們應到這裡來看看,“百聞不如一見”嘛。同樣的,去年西藏事件發生時,我即刻呼籲中國政府派人到達蘭薩拉調查。我們可以公開所有流亡政府的文件,請他們調查是否是我們預謀、策畫了西藏發生的事情。我們歡迎中國政府前來調查,但他們並沒有派人來。如果說西藏發展的很好,西藏人民很快樂,那麼,北京就不應禁止、管制國外的媒體,而是歡迎、邀請媒體;不僅是邀請,而且應該給予媒體自由的採訪空間,讓它們得以看到真正的西藏,這才是“百聞不如一見”。最近,中國舉行了建國六十周年慶典,但在慶典時期,中國政府卻處於恐懼之中,需要用軍隊制止一些事情的發生。當時,我在加拿大。我對大家說,按道理說,慶典是件高興的事,可大家卻感到恐懼。所以,我一再強調,透明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你們的廣播,雖然中國方面有些限制,但很多地方一定可以收聽,通過這樣的渠道了解事實,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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