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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王康細談五四百年反思 :一場愛國青年運動的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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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王康細談五四百年反思 :一場愛國青年運動的變質
 
圖為中國網絡關於五四百年紀念活動圖片 網絡照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越是熟悉的或者從小被灌輸的某些特定的概念,反而越少去進行更多思考,去探討其中或背後的真正涵義。比如,對那些從小在中國長大,經過少先隊、青年團乃至共產黨逐步培養的中國青年人來說,每年的五月四號就是“青年節”,紀念1919年五四青年運動。但會有多少人去真正思考五四究竟有何價值和意義?

五四的爆發有深刻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但如果能簡單地說,這場運動的主力是學生和青年,他們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和學生學習的話,那在今年中國政府紀念“五四一百周年”大會上,習近平主席要求青中國年人“聽黨的話,跟黨走”的講話又從何說起?顯然和1949年共產黨掌權後賦予五四運動的“愛國,進步,科學,民主”精神沒有任何交彙點。事實上,百年後,五四精神已蕩然無存?

為此我們特別請了旅美“民間思想家”王康接受我們的採訪,推薦人徐文立先生說: “最最好請王康先生接受妳的採訪。王康先生才是這方面研究的專家,而且見地獨特。”徐先生評價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百年來新文化、同時又是誤國害民的‘左傾思潮、及共產主義’洶湧的起端。”

那麼,在五四運動爆發100年之際,這場運動是否還有紀念的價值?五四運動中學生和知識分子要求參政的歷史淵源何在?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又在何種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等等問題也許值得進一步的探討分析 :

五四運動源起:中國千年文人參政傳統與凡爾賽和約

法廣:五四運動發生一百年後,如果可以紀念的話,要紀念什麼?

王康:五四運動轉眼就是一百年了,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是我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講,有關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新青年雜誌以及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還沒有開始。理由如下:

第一:從縱向的角度看,五四新青年運動實際上是中國知識分子問政的老路子。從孔孟開始,兩千多年以來,在中國,由於種種原因,儒家的知識分子一直不忘記關懷天下,他們周遊列國,遊說諸侯,漢代的士大夫們也要問鼎天下大事,到明清之際,一些黨人們更推出口號: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最著名的自然就是“公車上書”運動,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主導全國很多舉人進士到北京上書最高當局,要求遷都改制等一系列的所謂“戊戌變法”。而五四運動實際上只是中國漫長的知識分子、文人、青年問政老傳統在二十世紀的現代版本。

第二:從橫向看,五四運動是緣起一戰後的巴黎(凡爾賽)和會(編者按:1919年1月18號  1920年1月21號),中國當時政府代表在簽署協議時優柔寡斷,山東的權益從德國轉讓給日本後傷害了年輕的學子們,尤其是1915年5月9號簽署的日本強加給中國,所謂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日本稱《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就這樣釀成了“五四運動”這樣一個事件。

但是實際上,這個事件的源頭並不在國內,而在萬里之外的法國凡爾賽宮。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簽署的條約反映了歐洲列強對地緣政治舊的哲學,這些都是五四運動參加者不能接受的。所以就釀成這樣一個事件。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問政的傳統,加上中國剛剛進入現代社會,建立新的現代社會體系的新契約都是導因,但1919年,從鴉片戰爭結束以來不過只經歷了兩三代人,中國又經歷了太平天國、義和團、八國聯軍等等大事件,所以實際上那時候中國人對世界的了解還是很膚淺的;而對於中國傳統的繼承,不論是否清醒,倒是非常明確的。為什麼商人們、 軍人、農民、工人或政客等其他各界人士們沒有走上街頭,沒有發動起一個什麼愛國運動,而是由學生和學者們發動的呢?這就是剛才我說的原因,這是中國文人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的一個老的傳統。這也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傳統。後來一直到89年,學生們又走上大街,這又是五四運動七十年之後,學生知識分子和文人要問鼎天下,關懷天下的老傳統的一個當代版本。

總而言之,這個五四運動不是空穴來風。

新青年:中國式啟蒙刊物在五四運動後成為共產黨機關報

法廣:雖然五四運動不是空穴來風,但五四運動爆發時,民國政府剛成立8年,社會政治可能都還很不成熟,當時這個運動提出“愛國民主”的口號,還有後來中國共產黨給它加上的“愛國進步科學民主”的精神。您認為,當時他們為何提出“賽先生”和“德先生“這樣的訴求和口號?又如何進一步導致中國歷史進程的一系列的改變?

王康:到現在為止,研究五四運動最有成就的實際上是周策縱先生,他生前發表的《五四運動史》長期在大陸都是禁書,現在已經可以公開發行了。他主要通過詳細而實證的方法,研究了五四運動前後的方方面面,包括事件人物和有關的背景,但是他側重的是美國式的實用主義,當然很有學術奠基的價值,但唯獨缺乏對時政的洞察力。

比如,說到《新青年》雜誌,這本雜誌是1910年末期在中國創辦的雜誌,1915年發表創刊號,創始人陳獨秀當時還不是共產黨人,他從日本留學回來。實際上,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在甲午海戰之後都東渡日本,在日本接受了很多奇奇怪怪思潮的影響,而這些思潮則全部來自歐洲和俄國,也有部分來自美國,但其中大部分是比較激進的思想,陳獨秀就是留學生之一。他後來就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雜誌,雜誌的第一行條就是啟蒙主義運動,大家知道法國是啟蒙運動的故鄉,所以很明確表明《新青年》傾向在中國發動一場類似於法國和歐洲的啟蒙運動。在後來他們就邀請了西方和很多代表人物,包括英國的科學家羅素,美國的實用主義大家杜威,印度和泰戈爾和愛因斯坦等來華訪問、或準備來華訪問。顯然,這群知識分子當時要走的道路是歐洲式的現代立憲之路,簡單說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五四運動卻改變了這個道路。

五四運動激進主義精神延續至今

1919年,在凡爾賽和約簽署時,克里蒙索,威爾遜等歐美舊式政客完全不顧中國,也就是在亞洲第一個建立的民主共和國內知識分子強烈的民族和國家認同,傷害了這些人的民族情緒和愛國心,哪怕這種民族情緒和愛國心是比較幼稚的,但也被傷害了。所以,就激起了五四運動的愛國民主運動。

但現在我馬上要強調的是,五四運動很快就轉換為一種激進主義,這種激進主義強調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這兩點到現在都還是中國共產黨1949年上台後的主流思想。即:反對西方,同時在國內建立專制。所謂的“愛國主義”就是愛共產黨這一套,而這一套東西有一個漫長的演變時期,實際上“科學民主”這些口號在新青年雜誌上提出來的時候,這個雜誌包括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和胡適在內七八個編委中根本就沒有一個人是學自然科學的,他們既沒有科學的觀念,也缺乏科學冷靜的理性精神和客觀精神,也缺少這種意義上的社會批判意識,但他們就把科學作為頭號的理念,這是大有問題的。中國一直到胡錦濤時代還說要建立“科學發展觀”,最後成為共產黨的一個基本口號,即馬克思是科學共產主義,中國人可吃盡了“科學”這個苦頭。

第二就是所謂的”民主“,這也是一個值得深刻思考的。二十世紀的民主幾乎必然要轉向暴民政策。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設立人民法庭後,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就是暴民政治,這是第一次在政治社會大革命中,把底層人民早期模糊的,由孟德斯鳩、盧梭和伏爾泰等人宣稱的天賦人權(的推行),但一旦過早地,或過分幼稚地演變成一種社會激進主義運動,就必然造成暴民政治。而在中國,過早地強調民主,災難就更大。

之前,已經有布爾什維克民主,俄國式的革命,更有希特勒的納粹革命,現在人人都知道納粹黨是選舉上去的,希特勒作為國家元首是選民選舉出來的,這完全是民主程序啊!但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科學和民主的口號,很容易導致馬列主義乘虛而入。而事實上,《新青年》雜誌由中共在1923年6月15號定為黨刊,成為宣傳馬列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陣地。兩任主編,一任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中共五屆前任總書記,然後是瞿秋白。從1915到1925整整十年時間,《新青年》雜誌在中國起的作用就是由激進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由民主科學轉向共產黨的獨裁,轉向共產主義本身的獨尊的地位。

簡單的脈絡就是這樣的。

法廣:所以,是否可以說一般認為五四運動是將“德先生”和“賽先生”請到了中國的看法實際上是對歷史的“美化”?

王康:歷史就是如此弔詭。當時不論是《新青年》的編委,還是參加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那些更加年輕的學生,他們頭腦里確實是愛國的,而中國當時也確實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一戰之後,大量的新興國家開始走向獨立,這也是世界性的潮流,老牌的帝國體系肯定要瓦解,這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現代國家的概念究竟是什麼 ? 對這一點,實際上中國人是不太清楚的。最典型的就是梁啟超,他不是激進派,是保皇派。他曾經在中華民國建國十周年時發表一篇短文,他說,雖然中華民國只有十年,但他會與天齊壽,會永遠存在下去,他還說,任何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堯舜也好、桀紂也好、聖人也好、暴君也好,他們再來統治中國是斷然不允許的,這叫民主。日本、美國、德國等國要來統治中國也是不允許的,這叫民族主義。梁啟超百年前對民主和民族的總結還是比較到位的!

總而言之,五四運動、《新青年》或知識分子在我看來儘管有很多問題,但愛國這一點無可置疑,同時愛國就必然帶來“反對西方”和“反對列強”,這不可避免的。因為這個國家當時既弱又貧,從鴉片戰爭後一直遭到西方國家的欺凌和環伺,情況確實也如此。

但這是歷史的無奈。因為西方整個工業革命後一定會向世界擴張,印度作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早就被殖民,中國有如此大市場,當然也是西方列強所看好的一塊地方。可以說西方列強對於中國不可能有現代的國家獨立、主權完整的概念,他們採取的是侵吞或蠶食的方式,首當其衝的就是日本,所以當時中國確實面臨著國家的存亡危機,這種愛國必然會導致對所謂的西方列強的反感和拒絕,這樣就會很容易接受馬列主義。而對於馬列主義進入中國,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今年有兩個一百周年,除了五四一百周年外,另外一個一百周年對中國更加重要,這就是1919年3月2號,列寧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

列寧第三國際建立百年:思想殖民二十一條

法廣: 請具體介紹一下……

王康:凡爾賽和約導致山東被從德國轉讓給日本,這好像就是導致五四運動的一個直接外因,其實,更重要的一個外因,就是列寧1919年在莫斯科建立的第三國際。馬克思和恩格斯1864年在倫敦建立了第一國際,恩格斯1889年在法國巴黎建立第二國際。

列寧為什麼要建立第三國際?這是因為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列寧曾天真地認為,歐洲的蘇維埃共和國馬上就要建立起來了,但結果他所預料的局面根本沒有出現,巴伐利亞的蘇維埃共和國,匈牙利的蘇維埃政權都被鎮壓下去了。所以,列寧很快意識到,西方和歐洲的資產階級勢力還很強大,根本不可能搞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在晚年幾乎是一念之間,把目光轉向了東方。1922年在巴庫召開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個會議上列寧提出的一個口號一直到現在還影響着中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但是列寧增加了一個概念,他說“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而這些被壓迫的民族主要是東方的各民族,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國際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統一戰線。然後,在1922年,列寧親自起草了《二十一條》(編者按:正式名稱為: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這就是東方國家要加入第三國際,要爭取民族獨立就必須要滿足、要承諾和遵守的“二十一條”。而這個“二十一條”比袁世凱1915年5月9號接受,四年後激起五四運動的日本《二十一條》更厲害。日本的《二十一條》四年後激起五四運動,和中國人強烈的反日、反西方和愛國情緒,但實際上,日本的這個二十一條是老式帝國主義直接地對財富、土地和資源的掠奪條款,而列寧所草擬的、東方各國加入共產國際所需“二十一條“條款是全方位的,是從歷史的規律性、根本的世界目標、全球的戰略和從共產主義終極理想來將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候是共產國際的支部)的亞洲各國共產黨全部納入了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世界革命。這就是第三國際的“二十一條”,根據“二十一條”擬定的關於第三國際在東方的戰略和策略,一直到現在,如果有興趣也可以進行深入地探討。

法廣:也就是說這個“二十一條”是從思想和體制上進行殖民?

王康:不只是思想上,馬上接踵而來的就是列寧委託加拉罕(外交部長)和中國南北政府發表了蘇維埃共和國對中國的宣言,宣布放棄沙皇時代掠奪的中國土地,這一點與簽署凡爾賽合約的那些西方強國相比,大大滿足了中國人的愛國情緒。

一個半西方的俄國對中國如此友好,要放棄所有的《璦琿條約》條款,但其中所有的160萬平方公里土地當然一寸也沒有放棄過,一直到現在也沒有!但是兩次對華宣言,對國民黨、對北洋政府和後來的共產黨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對整個中國知識界也都有前所未有的號召力。緊接着就是直接輸出盧布和軍火、培訓幹部,在莫斯科建立了東方大學和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1925-1930),也在廣州建立黃埔軍校支持國民黨等等。當然最重要的一步還是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尼科夫斯基和馬林主持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年之後,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完全是根據蘇聯的模式建立起來的。

所以,仔細想想,五四運動本來因為西方列強的凡爾賽和約對中國不公正的條款而爆發,而比五四運動影響更長遠更大的就是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滲透,一直到在斯大林的領導下,1949年中國共產黨全面奪取中國的政權。

所以,針對五四運動,如果我們將其放在這個框架下來分析的話,凡爾賽和約,第三國際的成立,兩個《二十一條》來看的話,日本的《二十一條》以及凡爾賽和約的條款,雖然也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和激進主義,但是真正從本質上強有力地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現代道路和命運的是一百年前的第三國際和列寧草擬的《二十一條》。

法廣:很多五四運動領導人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堅力量,所以共產黨人很了解學生運動爆髮帶來的顛覆性的後果,這一點是否導致中共上台後一直對學生對知識分子採取壓制的態度,直到1989年對民運的鎮壓走的都是同一條路?

王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本來就是知識分子,當然他們是小知識分子,和大知識分子有所區別。李大釗、陳獨秀和瞿秋白算是中等或上等的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有個特點,就是對他們自己所屬的知識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毛澤東。

來自湖南的毛澤東多次到北京和上海,而且一直在國內,他掌權之後一直代表的是井岡山下來的那些新式的軍閥、土匪和流民,是造反和迫害的力量,因此他本性上就要排斥知識分子,從延安時代就已經開始了,而延安的整風運動針對的對象一直也是知識分子,當然那時因為國難當頭,又是抗日戰爭期間,所以毛澤東也不太可能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但是49年之後,尤其是朝鮮戰爭之後,反美和反西方就成為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一個迫切任務,而反美反西方就必然反對接近西方,從西方留學回來的知識分子。所以,50年以後的歷屆政治鬥爭都是如此,57年完全就是完整地反對知識界,這當然跟匈牙利的裴多菲事件有關,總而言之,毛澤東掌權之前,未必有對知識分子很清晰的防範,但是後來抗美援朝、匈牙利事變,包括後來與赫魯曉夫和蘇聯的“九評”爭論,讓毛澤東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中國所有老式知識分子,不論是親西方、保守或傳統的統統都需要清洗出去,一直演變成文革這樣的一個時代。

另外,不要忘記鄧小平的角色。他不僅是89六四期間最重要的一個官員,是屠夫,他也是57年反右運動的辦公室主任,他是一個典型的毛派分子,雖然他在一些具體的統治手法上與毛有所區別。他在六四之前還不能稱為暴君,但他確實是個強人,但風格和李光耀等人又完全不同,他對知識界從來都是不放心的,懷有深深的偏見,最多把知識分子,把中國知識界作為工具使用,一旦知識分子不服從或者不甘於這種命運,鎮壓就會接踵而至。

法廣:現在中國當局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校園思想的控制非常嚴格,一些公知也逐漸失去了發言的機會。那麼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的今天,如果沒有知識分子力量的參與,中國現在制度將如何發展下去,有哪些危機?你又如何看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

王康:正是因為經濟發展了,共產黨腰包里有錢了,他們才不要知識分子了,尤其不要人文科學知識分子。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絕大部分之自由派,不論他們本人是否清醒,是否徹底,這些人是面向西方的,小部分是傳統派,激進派分子不多,但是共產黨不需要這些人,所以要剷除他們。其次,習近平本人從來沒有想要建立一個憲政的國家,他非常明白一切憲政訴求都是要共產黨下台,他走的是相反的道路,要重建中國人為主體的“紅色帝國”。之前日本人試圖建立黃種人的羅馬帝國,但日本受到人口和地域等因素的限制,難以實現野心,而中國也有秦始皇以來兩千多年的帝國傳統,加上來自馬克思的宇宙觀和世界觀的教化。

毛澤東在晚年再三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用現在的大白話來說就是“紅色帝國”,“紅色帝國”當然不會搞憲政了,這些知識分子自然完全多餘。所以北大教授鄭也夫說得很清楚,他就認為所有憲政訴求的本質上都是要共產黨下台,這一點共產黨也很明白。所以說,中國改革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鄭也夫認為最小的“代價”就是共產黨出一個新的、比較明智的領袖,能夠帶領中共體面地推出歷史舞台。但我認為這種想法還是過於天真。

總而言之,你的這個問題的前提是習近平和中共當局最後的目標還是走全球普世價值意義上的一個現代民主共和國,即:不走蘇聯道路,而是英美道路。但習近平再三明確表明他們走的道路就是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是“紅色帝國”的道路,一帶一路都是採取手段,他之所以這樣做絕不是簡單和盲目的狂妄,他有一定的判斷和整個戰略和策略的考量,其中就包括中共空前發達了。

習近平的紅色帝國夢圓的的是誰的夢?

法廣:在中國空前發達的同時,從全球看,一百年前的那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已經走向了衰退,能不能說,正是新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導致中國正在建立紅色帝國這種局面的發生?

王康:西方一戰後的幾個傳統帝國崩潰了,原因就是他們是舊式帝國,舊式帝國的目標是對土地、資源和人民的掠奪和戰爭,現代的“馬克思加秦始皇”是一種新式的帝國,舊式帝國的目標他們統統都有,全盤拿過來,不同的是,他們是意識形態帝國,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包括習近平的理論都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和核心的統治結構,社會體系,國家制度和終極目標,也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明確指出的“共產黨員不屑於掩蓋自己的意圖和主張。”

其中包含兩點,第一:用暴力推翻一切現存制度,跟傳統觀念實現徹底的決裂,這才是檢驗真假共產黨人的基礎,還要消滅私有制,這些說得都很清楚。而不管習近平是狂妄還是愚昧,他現在做的一切就是想回到毛澤東、列寧和馬克思那兒,即回到“初心”。也要在西方社會不警惕的情況下,在中國發達起來的同時實現,對他來說,這無疑是千載難逢的良機,現在不做,何時做?他就會成為一個完成馬克思和毛澤東都沒有完成的紅色帝國,隨後將演變成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這是所有的共產黨人最終極的目標。我們也許不相信,但是我認為習近平是真的將這個目標當成一件大事來做。

我認為,那些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完全沒有看懂習近平,嚴重誤讀了習近平,低估了他和整個執政當局的目標。習近平和他的幕僚們是有備而來,絕不是糊裡糊塗上台的。就像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一樣,絕對不是臨時抱佛腳,也絕對不是世俗化的現代國家,搞市場經濟那一套,那就是向西方資本主義投降了,而習近平走的是剛好相反的道路。我們還可以拭目以待,習近平手裡不是完全沒有牌的,他有很多牌,包括學習毛澤東,而毛的最大本事就是發動群眾。中國有億萬人,尤其是青年人都繼承五四傳統,青年人天生容易衝動,有理想主義,但是又少不更事,是最容易被影響和利用的群體,如果把他們發動起來,如果將億萬中國人發動起來就會形成巨大的力量,無堅不摧,而習近平在這一點上還做得遠遠不夠,可以說還沒有開始,也許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或者他還沒有敢這樣做。

其實,習近平上台後的所有舉措都有一個前提,只不過他不敢明說。這就是: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復辟了,不論是貴族資本主義,還是權貴資本主義,總之已經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統了,共產黨的江山也已經不是純粹紅色的了,已經很污了,習近平居然想改變,而最有力量的方法就是發動億萬群眾,因為他們對當局對現狀有所不滿,毫無疑問,但是現在還沒有人來利用這些群眾。

其次,需要戰爭。鄧小平說二十一世紀是和平和發展的,這也是兩大主旋律,但他完全說錯了,因為在習近平看起來,這是不對的,他認為二十一世紀是革命與戰爭的世紀,仍然是二十世紀的繼續,所以習近平需要一場戰爭,只不過這場戰爭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進行,會有什麼後果他得反覆掂量。現在戰爭可不是那麼容易的。比如對日本,或在朝鮮半島,或台灣海峽、南海、或直接和美國,印度都有可能。

第三,他已經開始露出真正面目了,但是還不夠。就是重新把思想改造運動,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都做一個現代的包裝,取一個新的名字,大規模的重新把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正統思想,利用共產黨目前的所有國家機器,包括公檢法和宣傳部門,甚至包括軍隊,把所有能用上的手段在中國推行,這樣才能完成他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使命。

習近平肯定有一個判斷,他和幕僚們必須終止中國一定程度的資產階級化。的確,他的判斷也不錯。如果從價值觀來看,中國應該是全盤資產階級化,而不是部分的,局部的,而且是在憲政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化,資本主義化。但是習近平因為種種原因絕對不會接受,所以他要走的就是相反的道路,要走重新把工作作為世俗化的,部分資本主義化的,違背了共產黨的正統和初心的勢頭扭轉過來,變成純正的,共產黨人實現全球共產主義化的道路上去,因此他才需要集權,需要恢復終身制,需要反腐、清黨、強軍,才需要打壓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包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教授等人,但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十分幼稚的,其實遠遠沒有開始。

也許習近平根本做不下來就嗚呼哀哉了,或者他遇到一個不可抗拒的力量走不下去了。但是一切之外,習近平不是完全走不下去的,因為中國社會的內在危機,有內在的各種張力,包括億萬長期被洗腦的稀里糊塗的人,還有相當多的公知們也都很糊塗,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不滿,跟習近平對現在中國社會的不滿是一樣的?習近平如果滿意的話,他會做那麼多事情嗎?會大權獨攬,將如此多的副國級的上將開除出黨出軍嗎,會把薄熙來、周永康和令計畫等人繩之於法嗎?肯定不會。

再回到國內這些知識分子的話題,知識分子命運將來肯定不佳,除非習近平本人因生病,或各種偶然原因下台了,否則清理知識分子,將他們像在毛澤東時代那樣,作為九品人等,作為政治上的賤民,是習近平整個世界觀和戰略,是統治中國的內在邏輯,這一點都不奇怪。

法廣:五四運動一百年後,似乎已經沒有再發動學生運動對現狀進行改變的基礎了?

王康:學生文人士大夫的干政是孔孟之道,是兩千年來的老傳統,絕對不會消失,中國完全可能出現一批新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全球化和互聯網的時代,但是以何種方式出來,哪些人出來,我們無法預測,但是絕對不是不可能的。

30年前,1989年,我的一個記者朋友問我中國當時的局勢如何,我的回答是,中國是偶然性起決定性的作用。他問何為偶然性,我說比如有人去世,尤其是關鍵人物的死亡事件,在中國就是偶然性,果不其然,說完這句話不到一個月之後,胡耀邦突然猝死,導致大學生走上街頭。

試想,今年是89民運三十年紀念,不要說習近平有三長兩短,哪怕是江澤民或者李鵬死了,恐怕都會釀成一種誰也無法預料的局面。因為社會危機,社會不滿以及矛盾衝突時客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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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六四三十周年專題節目的嘉賓是八九流亡報人安琪女士。安琪不僅談她在八九三十周年之際的感想,也特彆強調,目前紀念六四面對未來的關鍵問題是:政改與換人,誰指望誰?除了反抗專制集權對人的禁錮外,中國所有公民也都應該走出“感性良心價值觀”的禁錮,做有人格價值和公民意識的公民。

  • 大陸新移民黎明:修例若通過,香港將成法律黑洞

    大陸新移民黎明:修例若通過,香港將成法律黑洞

    繼6月12日香港民眾再度大規模集會,抗議港府《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之後,香港街頭目前暫告平靜。但6月12日集會活動遭遇的警方暴力,以及特首林鄭月娥當日對集會活動的定性都進一步刺激港人的神經,新的抗議活動已在醞釀之中,而二十餘名香港學界和文藝界人士自6月12日子夜零時發起的接力絕食行動還在繼續。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黎明女士是這次絕食行動參與者之一。黎明女士2008年才移居香港生活。但她很理解港人在這次圍繞港府修改《逃犯條例》努力變現出的堅持與決心。

  • 張倫:我與法廣

    張倫:我與法廣

    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震驚世界的六四屠殺發生四天之後,全球的中文聽眾第一次從短波收聽到了來自法國的中文廣播,法廣中文部(簡稱法廣)就這樣誕生了! 六月六日,法國世界媒體集團總裁Marie-Christine Saragosse,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台長Cécile Mégie主持慶祝法廣中文部誕生三十周年活動,法廣中文部總編索菲向來賓簡介了本台創始經過。今天,我們很榮幸地請到了法國塞爾奇·蓬多瓦茲大學教授、社會學者張倫先生。多年來,張倫既是本台忠實的聽眾、讀者,同時又是本台重要的合作者,一直熱心地關注着法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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