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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六四30年 追責平反與賠償何時能實現?

media 全球網傳王維林北京六四阻擋坦克圖片 網絡照片

1989年六四至今三十年,30年來六四屠殺/天安門屠殺成為中共政權竭盡全力迴避的噩夢。每年六四來臨之際,一些著名的和不那麼著名的異議人士便會被旅遊,中國的互聯網對有關六四的話題進行全力的封殺,中國的媒體不得以任何方式提及或暗示六四的話題。但中國官方的封鎖禁止卻不能消滅對六四追責,要求平反和對受害者賠償的譴責與訴求。

美國之音今天的報道祭六四30年,並談及屠殺責任與平反和賠償路線圖。

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時分,中國共產黨調包括坦克部隊在內的野戰軍兵分幾路殺進中共政權的首都北京。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共黨衛軍多路縱隊最後在天安門廣場彙合,並在此過程中在世界媒體的攝影機前鋪開了針對平民的屠殺。那天發生的事情被廣泛稱作六四屠殺,天安門屠殺。

美國之音說,三十年來,六四屠殺/天安門屠殺成為中共政權竭盡全力迴避的噩夢。每年六四來臨之際,一些著名的和不那麼著名的異議人士便會被旅遊,中國的互聯網對有關六四的話題進行全力的封殺,中國的媒體不得以任何方式提及或暗示六四的話題。在當今中國,在公開場合提及六四這個對中共當局超級敏感的數字或日子便是犯禁。更有人因為將一種酒稱作六四酒便被抓捕判刑。

報道指出,6月2日,在現在還不需要擔心因為在公開場合提起六四會被中國當局抓捕的新加坡,有人在討論亞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安全部問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向與會的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提出了三十年前的六四問題。

在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們看來,顯然是有備而來的魏鳳和拿出了預製的答案。他說,“那一事件是一場政治動亂,中央政府採取措施制止動亂是正確的政策。”魏鳳和接著說,由於中共當局當時採取了行動, “三十年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獲得了穩定和發展。”

據報道指出,三十年來,中共當局在國際場合或面對外國記者必須應對六四問題時總是提出這一套說辭。但中國已故的天體物理學家、在1987年被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親自下令開除出中共的方勵之指出,儘管中國國內外有許多人相信了或假裝相信了這套說辭,但中共當局卻清晰地展示出當局自己並不相信這套說辭。

據方勵之在2011年在美國《紐約書評》雜誌發表評論說:“中國政府這套宣傳的另外一些方面則顯示,即使是這種論點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這套東西。假如(被廣泛認為是1989年6月最終決定開槍殺人的中共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果斷行動’真的是導致了(中國的穩定、發展和)經濟增長,而中國人民也清楚這種因果關係,那麼,人們就應當看到,中共的宣傳部門會大力宣講‘天安門鎮壓’。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過去的這些年裡,中國官方形容當時的屠殺事件的說法不斷縮水。一開始是說‘反革命暴亂’,然後是‘動亂’,再後來是‘風波’,最後是‘折騰’。中共領導人很明白,當時發生的事情是他們歷史記錄上的一個極端醜惡的污點,於是,他們急於讓世人儘快忘記那些事情。”

在中共當局出動軍隊鎮壓在北京要民主、反腐敗的學生和市民抗議者的時候,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是鄧小平。鄧小平當時是中國掌握最高軍權的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鄧小平也被廣泛認為是做出開槍殺人決定的人。但鄧小平的家人後來以各種方式試圖為鄧開脫。

據在紐約出版的政論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說:六四這件事情中國當局一直諱莫如深,因為它知道這件事情哪怕是從中共自己的角度來說都是無法給它辯護的一種罪行。所以在六四之後,民間甚至是中共體制內都一直有聲音要求為六四平反。天安門母親這樣的組織每年都提出要查清歷史真相,要尋求正義,問責等等。

報道引述胡平說:“我記得在1995年,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到美國訪問,為她出的那本鄧小平傳記《我的父親鄧小平》英文版上卷做促銷來到美國。那時就有記者問她六四的問題。當時毛毛就說,六四是個悲劇,當時也是不得已。

“但究竟不得已是什麼意思,悲劇是什麼意思,她就沒有做更多的說明。這裡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鄧小平的女兒寫的鄧小平傳記1995年就出版了英文版上卷,後來也有了中文版。但此後到今天二十多年過去了,下卷始終沒有出來。我想她不是沒有寫,而是不便出版。

“因為下卷必然要提到六四的問題,要說到她的父親鄧小平在六四前前後後的所作所為。她就免不了要在書里為她的父親鄧小平辯護。那麼,要辯護該怎麼辯護呢?她肯定要辯護啊,比如說,鄧小平一開始也不是想做這種事的,後來他也試圖想做別的方面的努力,但沒有成功,所以後來才搞成了這樣子了;或者,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她一定會這麼去解釋。

“但這種解釋可能對修補鄧小平的形象會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反過來又會暴露中共當局自己也知道做這種事情是完全錯誤的。這就相當於跟中共當局長期以來在六四問題上的定調發生矛盾。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到現在二十幾年過去了,她的鄧小平傳記下卷就是出不來。我想,將來有一天六四問題無可避免地被提上日程的時候,在人們要求追究當事者的責任的時候,她才會把這些話出來,以便減輕人們對鄧小平的譴責。

“這裡又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假如說你們中共當局包括鄧小平本人和家人都知道,這件事情按照你們的說法是個悲劇,那你就該想些辦法做些彌補啊。比如,別的事情你一時還做不到,那麼,至少對像天安門母親這樣的六四受難者遺屬群體可以提供一些補償、一些賠償嘛。這些事情你總是可以做的嘛。

“也就是說,在政治上給六四正名和平反這種事情還沒有進行之前,你給予一定的金錢賠償也是可以做的。尤其是你可以用改頭換面的方式來做。比如說,海外我們知道有很多關心六四受難者家屬的一些機構和組織,很多人為他們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給他們募集捐款,你當局也可以在海外成立基金會什麼的,可以以海外民間團體的名義跟他們一些補償,那麼,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也可以證明你好歹還有悔過之心,多少還有一些彌補的行動。但我們看到他們連這種事情都沒有做。”

美國之音報道指出,在六四屠殺發生之前,鄧小平做了兩件他認為是必須做的重要事情,一件是調遣中國軍隊的野戰軍力量彙集北京周邊準備進行所謂的天安門廣場清場,以了結延續了一個多月的並且擴散到中國各大城市的要民主反腐敗的學生和市民的抗議活動,一件是撤銷表示不贊同暴力鎮壓抗議者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職務,以來自上海的聽話的江澤民取而代之。

六四屠殺發生之後,屠殺和六四立即成為中共當局的禁忌詞。曾經在北京親身經歷以學生為先導的抗議活動的李進進現在是在紐約執業的美國律師。李進進指出,1989年6月初中共出動軍隊屠殺和平抗議者,儘管當局堅持說那是正確的、適當的舉措,但實際上中共當局自己說來說去也覺得這種說法說不通。

據李進進說:“中國當局確實在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遮遮掩掩地也承認了屠殺。他們自己也改變了說法。一開始是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所以派軍隊鎮壓。以後不再提暴亂這件事了。過了不到半年之後,他們只是提六四風波。

“關於六四屠殺,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特斯採訪回答提問時說,‘我們應當從這件事當中汲取教訓。正如中國有一句諺語所說,吃一塹長一智。’這是寫在他的英文傳記中的。他還說,‘今後遇到類似的事件,將動用攜帶非致命武器的防暴警察來維持秩序。’這就是說,他們當時動用軍隊去處理學生運動,他們自己也認為是不適當的舉措。”

報道說,六四屠殺發生之後,中國國內外有許多人認為,這是中共政府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對中國公眾犯下的罪行;儘管中共當局將抗議者和反抗暴力鎮壓的人稱作犯罪分子和暴徒,但這種說法難以自圓其說,因此難以為繼,六四事件終將獲得平反。

然而,對平反的說法也有許多人表示不贊同,不認可。胡平認為,對平反之說提出異議的人其實是出於一種誤解。

據胡平說;“現在有些人對平反的說法有非議,認為這種說法好像是對共產黨政府抱幻想,抱期望。其實平反沒有這個意思。平反無非之指政府對政府先前做的錯誤的事情,包括錯判的案件進行糾正。這裡的政府可以指本屆政府,也可以指下屆政府。可以指在體制不變的情況下的後來的政府,也可能是體制發生重大變化之後的新的政府,包括改朝換代的政府,甚至革命推翻舊政府新成立的政府。只要是政府對過去的政府所作的一些錯誤的事情,對錯判的案子,錯誤的政治鎮壓進行糾正,就都是平反。

“我們可以看幾個明顯的例子。2008年俄羅斯最高法院作出一個判決,對1918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被處決的事情判定他們是政治鎮壓的犧牲品,並給他們平反。2016年,法國國民議會對1871年巴黎公社被鎮壓的那些社員給予平反。給尼古拉二世平反的俄羅斯政府早就不是做殺人是事情的俄羅斯布爾什維克政府了,是經過了重大的政治體制轉型的政府。法國現在的政府也不是巴黎公社時代第二共和的政府。現在的法國政府是第五共和政府,兩個政府相隔將近150年。

“所以說,平反不一定是說對那個做出錯事的政府抱有多大期望。之所以要強調政府,是因為當初做事是政府出面的,是以政府的名義做的。平反,包括給予賠償,就必須由政府出面才具有意義。一般來說,在政治體制轉型之後,政府就要對過去的舊政權所作的嚴重侵犯人權、踐踏人權的事情一一進行糾正,包括還原歷史真相,給受害恢複名譽,給受害者及其家屬給予金錢的賠償。這是必不可少的一項。六四鎮壓是駭人聽聞的踐踏人權的罪行,勢必要受到歷史的追究,勢必得到正確的評價。應當給予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賠償,這是毫無疑問的。”

據胡平認為,儘管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政府現在還沒有要給六四平反和提供賠償的跡象,但這種局面不妨礙中國公眾為此進行推動和做出準備。報道引述胡平指出,“毫無疑問,中國政府應該給六四的受害者提供賠償。只是我們對中共當局,對本屆中國政府不抱這種期望。因為給政治鎮壓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提供賠償是轉型正義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情況大都是在一個國家實現了政治轉型之後出現的。當然這也不限於轉型。有的國家在沒有政治轉型的時候也做過類似的事情。

“中國以前也有過類似的事情,包括‘四人幫’垮台之後中共當局平反冤假作案,也給當時遭受過政治迫害的群體或個人提供過一定的賠償。但對六四鎮壓這件事,我們很難指望中國政府即現在的中共當局能夠做出這種賠償。因此我們是說這種賠償通常要發生在政治轉型之後,就六四而言,首先要平反六四,在平反之後作為一個伴隨的政府行動,這就是對受難者及其家屬提供金錢的賠償。

“韓國和台灣都給我們中國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我們知道韓國1980年5月發生光州事件,當時執政的全鬥煥下令武力鎮壓抗議民眾。到了1987年韓國再次爆發民主運動,全鬥煥下台。那時候韓國社會輿論就對光州事件展開了熱烈的爭論和討論。到了1993年新上台的金泳三政府就宣布要為光州事件平反,而且提出要給光州事件受難者家屬提供賠償。這是韓國的經驗。

“台灣我們知道主要是(發生在1947年的國民黨政府鎮壓抗議專制的民眾的)二·二八事件,1993年國民黨的李登輝總統在任時提出對二·二八事件平反,另外也提出給予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金錢的賠償。台灣後來還有關於給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賠償的一些補充決定,決議。

“這兩件是事情都是發生在晚近的時候。當然,類似的事情在俄國和東歐國家也出現了。比如說,在東歐,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匈牙利1957年抗議也遭到蘇聯紅軍的野蠻鎮壓。到了1989年,匈牙利完成制度轉型之後,也對1957年被當局打成反革命暴亂的事件給予平反,對當時的受難者也進行了賠償。”

“這其實已經成為政治轉型的國家共同面對的一個問題,也就是我剛才說的轉型正義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看到各個國家在處理這種轉型正義問題時處理的方式不盡相同,一個主要的差別就是各個國家對原先的統治者是不是要進行法律追究。這一點各個國家不盡相同。有的有追究,有的就沒有追究;有的追究的人多一些,有的少一些。

“但是,在政治上對過去被鎮壓的人給予平反,給予重新評價也就是所謂的正名,在這方面各國都是共同的。另外,重建歷史記憶、恢復歷史真相,在這一點上各國也是共同的。此外,還有金錢的賠償,這也是實行轉型的國家民眾和政府共同採取的思路。在這方面,也就是從理論上和從實際操作上,其他國家已經給中國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先例和經驗,足以給中國未來採取同樣的行動提供很好的借鑒。”

美國之音報道說,為了促成和準備未來的六四平反和賠償,中國公眾究竟可以遵循一種什麼樣的路線圖?

在紐約的律師李進進提出了一種着眼於法律的大致路線圖: “首先我們要成立一個獨立於政府的民間自己的官員六四屠殺的調查委員會,將這個事件從頭到尾做出一個清晰報告,列出一個明確的死難者名單。到底死了多少人,傷了多少人。然後再建立一個六四賠償基金。這需要國家對這件事情重新立法。最後是要建立一個六四死難者紀念碑。同時,要追究當年的屠殺者。”

報道指《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則提出了一種着眼於公民社會建設的路線圖:

“我覺得中國人就應當做兩件事情。一個就是像包括天安門母親那樣的很多人、很多群體,包括吳仁華先生這樣的人這麼多年來積極做的那樣,這就是挖掘六四的真相,挖掘六四受難者的情況,對他們的情況作出儘可能詳細的統計。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促進制度的轉型。

“儘管中共過去在曾經在‘四人幫’垮台之後對‘鎮反’、‘反右’,還有對文革中的一些政治迫害和政治鎮壓做過平反,且不說那些平反當時有多大的局限性,但對六四事件,我想中共當局很清楚,它是平不起這個反的。因為平反就勢必意味着共產黨專制地位的結束。

“平反六四是與中國政治改革,政治體制的轉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關心這件事情的人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致力於推動中國的制度轉型。”

美國之音說,在六四屠殺三十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中共當局不理會來自國內外的要求正視歷史、為六四事件平反的呼聲,採取比往年更為嚴厲的措施封禁有關六四的言論,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中共鎮壓/屠殺的言論都一律封殺。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星期天(6月2日)在新加坡談及當年的鎮壓在當今中共官場中是罕見的例外。與這種例外相對的常規是,中共試圖讓中國國內外的人忘記三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屠殺。

因此,國際媒體歷年報道六四屠殺紀念日的一個主題是中國官方的強迫遺忘,今年也不例外。

據美國之音報道指出,觀察家們普遍指出,中共當局推行強迫遺忘主要是出於一種恐懼,即不敢面對它進行了屠殺這一歷史事實。也有評論者指出,中共當局推行強迫遺忘的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希望隨着時間的推移、信息的封鎖、知情人的減少,當局和當事人的罪責可以淡化乃至消失。

報道引述李進進律師表示,這種希望是虛幻的。他說,“淡化罪責是不可能的。對當事者來說,或許他們從個人角度來說在活着的時候沒有受到懲罰。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我們看到這個事件本身的定性和對他們責任的追究,他們是逃不脫歷史的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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