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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其:紀念六四就是要尋求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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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六四三十周年系列節目有幸請到的嘉賓是嚴家其先生。介紹“第二次新文化運動”,以及他對憲政民主以及他對中國前途的思考。他認為,中國的未來發展趨勢應該通過和平的方式走向第三共和,紀念六四並不應局限在翻案不翻案上,而是要尋求正義。 

圖為六四事件前夕,1989年6月2日北京天安門廣場。
圖為六四事件前夕,1989年6月2日北京天安門廣場。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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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加其先生是社會科學學者,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等重要職務,1979年就開始參與中國黨內的一些政治改革的討論會,包括79年的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並提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建議,1986至87年,也曾經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對中共內部的運作和改革派的思想有相當的了解。

在八九民運期間,五月中旬後,嚴家其和包遵信等知識分子一起連續聯繫發表《知識分子五一六宣言》《五一七宣言》和《我們知識分子的五二O誓言》等公開信,反對政府的鎮壓和暴行,呼籲民主,支持學生。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際,對嚴家其先生的採訪從他和王軍濤等人在紀念胡耀邦去世30周年之際提出“第二次新文化運動”談起,進一步深入到他對六四紀念以及對當今中國政局的看法。

     “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尋找終身制野心的根源

嚴家其:應該說“第二次新文化運動”並不是我們發起的。我們今年在紐約,在胡耀邦去世30周年的那一天,由王丹,王軍濤,李進進(胡趙基金會主席)和我共四個人共同發起了一個“第二次新文化運動”的宣言。在宣言里,我們說明這個運動的名字叫“第二次新文化運動”,但應該說去年二月份,清華大學的教授許章潤發表的要保衛改革開放的文章代表着這場運“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當時,王丹和我等人也在《世界報》上發表過一個聲明,是《關於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緊急聲明》,這是在三月份修憲以前由王丹牽頭髮起的。之前,雜誌《冰點》的主編李大同也和胡佳等人發表國反對修憲刪除(主席)任期限制的聲明,一些企業家也批評習近平恢復終身制。

到了五月份,北京大學的樊立勤(他是鄧樸方的好朋友)在大學裡貼出大字報,表示中國必須堅決反對個人崇拜。2018年7月4號,湖南一個叫董瑤群的女孩在上海海航大廈邊上,直接向習近平像潑墨,她通過網絡直播讓大家都看到了她反對習近平獨裁專制的暴政。在國外的一些大學裡,比如加州的聖地亞哥分校、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還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地的大約90所大學校園裡都對習近平恢復終身制的做法提出了反對和抗議。

我們就在宣言里將這些現象概括稱為“第二次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現在沒有結束,而是一個長期的文化運動,我們希望在中國文化裡面尋找一個根源:為什麼1949年還沒有出生的孩子,文化大革命中還是一個小孩的人,幾十年後為什麼有想當皇帝的想法,要重新尋找終身制呢?我們要尋找文化的根源,究其原因,可能還是和中國儒家文化的根源有關係。所以,在我們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中,就對儒家文化和文明的精華與糟粕兩個方面都進行了分析,分析為什麼要推進“第二次新文化運動”。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一百年前,袁世凱要當皇帝,今天,習近平也要連任,要當二十一世紀中國新皇帝。習近平在很多年以前就有所表現,居然推崇中國儒家思想中代表專制主義的提倡者  王陽明,現在在貴陽市修建了巨大的王陽明主題公園,修建博物館,將王陽明當年住過的一個洞變成像神殿一樣 。

習近平思想深處就有中國儒家思想的糟粕,根本分不清對和錯,其實他推崇王陽明也有一定的原因。應該說鄧小平鎮壓六四以後,中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被中國人民徹底拋棄。六四大屠殺後,再舉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行不通了,再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慢慢開始復興。在復興的過程中,儒家的糟粕,如習近平推崇的王陽明,仁政和德治等思想在中國到處泛濫,所以“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對這樣一個現象的抗議和反對,是群眾性的文化運動。

           中國為何不能有終身制 ?

法廣:如此看來,反對的焦點都是集中在習近平修憲讓自己可以終身執政,英國日本等國都還有女王,天皇和國王,為什麼中國卻不能有?

嚴家其:應該說最高國家元首是可以終身的,比如英國的女王和日本的天皇任期都是不受限制的,這在民主國家都是很正常的現象。但與中國根本區別是,這些國家的元首並不擔任實際的行政責任,只是國家的象徵,代表國家,他們沒有最高的行政權,也沒有實際的行政責任。行政責任由英國和日本的首相來擔任,這就是君主立憲制,議會君主制。議會對首相的約束很大,如果做得不好就會被請下台,通過彈劾或投不信任票等方式罷免他。日本和英國首相的任期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是不受限制的,但他們的權力受到議會的高度控制。

但是,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掌握最高權力,包括最高軍權的人是不能多次連任的,一般為兩任,兩任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到了第一任期後期,行政權不能很好地行使,因此連任兩次對行政權的行使有一定的好處,通過競選的方式也加強了總統作為最高首腦的權力,這種制度就是總統制。比如美國。法國是半總統制,法國總統也掌握着相當大的權力,因此法國總統也是有任期限制的。這些基本的常識應該說全世界都知道的。

但是,中國去年修憲時就可以看出,習近平根本不懂,也沒有任何概念。特朗普一個月前在美國國會講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說自己有一次對習近平說他是“中國的國王”,習近平回答說他不是國王,是國家主席,特朗普說,你終身可以當國家主席,所以就是國王啊,習近平“呵呵”,表示同意。這個事情很嚴重!他怎麼可以嗯嗯表示同意呢?這是正式的外交場合啊!

所以特朗普在美國國會會議上講了這個事情後,全世界都知道了,鬧了一個國際大笑話。習近平連這些起碼的事情都分不清,這也說明“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尤其必要,讓他知道這些文化和基本的概念對一個國家公職人員,對最高領導和政治家們有起碼的知識。

所以這個新文化運動不僅針對今天,有同樣針對今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來講的。中國一定要走向共和。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不可能能再有英國或日本那樣的制度了,中國要沿着1911年,辛亥革命開創的共和道路繼續前進。

           中國要走向第三國和

嚴家其: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共和政體國家的元首,不論是否有真正的權力都不能終身任職,都有任期限制,如果沒有這一條的話就不是共和政體,而是君主政體。這是全世界通行的一個概念。

法國現在是第五共和,由戴高樂開創的,可以說法國的制度對中國的影響很大。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應該說是相當穩定的政治體制,如果現在還是第四共和的話,黃背心的運動就更加嚴重了,所以可以說法蘭西第五共和還是有很多優點的。

對中國有何啟發呢?中國1911年辛亥革命後於1912年成立的共和可以成為第一共和,1949年共產黨推翻了國民黨政府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第二共和,但這個共和是形式上的,帶有很多專制王朝的特點,但是這個名義還是有用的,因為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所有國家主席的任期都沒有超過十年。毛澤東當了10年主席後,想再當下去,但由於還是要考慮到名義問題,因此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搞下來了,但是之後他也不敢稱國家主席,所以當時中國沒有主席,主席被取消了,所以,至少從名義上將,和大清王朝還是有區別的。

所以還是可以將它稱為第二共和,但與此同時,在台灣還存在第一共和。因此同時存在第一共和的台灣和第二共和的大陸。

因此,中國今後的前途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要建立第三共和。

中國要統一,絕對要和平統一,絕對不能武統,武統是一場災難,要受到譴責,是堅決要反對的。中國只能在民主和和平的基礎上統一。如果大陸不走向民主,台灣已經實現民主,就不需要統一。在民主和和平的基礎上統一建立的國家叫第三共和。

所以共和的概念對中國來講非常重要,第三共和以後,中國也可以有第四共和,那就需要大規模修改憲法,所以中國需要一次新的制憲運動,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實施第三共和。

        民主怎樣來到中國?政變?和平轉型?

法廣:今年是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紀念,這場民主運動隨着六四凌晨的槍聲嘎然而止。您在1996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民主怎樣才能來到中國》的書,書中對於中國民主前程如何闡述和分析?

嚴家其:民主到中國來的問題,有一點現在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因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實際上是建立在暴力統治之上的。而且現在也可以看到,中國國務院總理,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國的大官都不敢輕舉妄動,因為開會的時候,軍隊就在後面,隨時都有可能被抓起來 ,他們要想發動政變就必須在軍隊裡面找到支持者,而且要萬分保密。中國存在着政變的絕對可能,不是有可能性,是絕對可能。目前時機尚未帶來,時機一到,中國就會發生政變,就像法國歷史上也有好多次政變。要改變專制政權,通過農民戰爭,通過暴力革命是會改變的,但是改變的結果往往是還是專制主義,連法國大革命也是這樣。法國大革命通過暴力推翻了舊的王朝,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實際上也是非常暴虐和專制的。那個共和國名義上是共和的,但最後還是倒向了拿破崙的專政,所以用暴力革命改變國家,一般來說就是這樣一個後果,儘管把共產黨的災難消除了,但新的災難就會出現,而且還會造成中國的四分五裂 ,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暴力在中國就會造成這樣一個現象,所以中國要走向民主只有一條道路,就是和平的道路和非暴力的道路。

如果你用暴力來鎮壓人民的話,這是一個正常的自衛權利,但是像毛澤東一樣的井岡山暴力革命是走不通的,因為這種路實際上全世界都有。最好的道路就是英國的光榮革命和法國的第二共和,通過這樣一種和平的道路。

“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就是要讓全國人民,包括各方面對憲政,民主和議會制等等呢個都要有非常明確的概念,要廣泛宣傳,不要要習近平這樣的人,掌握這麼大的權利卻連最基本的知識都沒有。

而且更重要的,要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裡面,把這種思想,就是新文化里的政治文化讓大家能都了解到,當然真正改變還要通過制憲會議,而不是通過修憲,要制定一個新的憲法,讓中國走上議會民主的道路,這個道路可以通過政變,但是不能通過武裝暴動和起義,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共產黨將八九民主運動,六月四號的大屠殺非要說成是北京發生了暴動,所以予以鎮壓。這是顛倒黑白的?所以在今天紀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際,最重要的一點,最重要的訴求,整個香港,包括海外的流亡者和老百姓的最大願望最大的訴求就是要在中國的土地上,承認六四是場大屠殺,不是暴動,要恢復正義和六四的真相,要恢復八九民運的真相,並不是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是悼念胡耀邦,表達民主訴求的民主運動。

 

有一點非常重要,六四三十周年,大家集中到一點,要在中國的土地上,這不是翻案或翻案的問題,而是要尋求正義的問題。沒有正義的國家就沒有法制,所以今天的中國應該說問題非常嚴重,應該說整個中國的最高層不要正義,只要自己的權利,那麼這個的情況只會越變越壞。

 

胡錦濤時代,政治上還相對寬鬆,儘管胡錦濤沒有多少作為,但是他沒有像今天這樣封鎖輿論,在中共高層還有比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獨裁,居然要政治局的常委和政治局的委員向他彙報講話,這就讓共產黨內部的平等關係完全喪失,那對中國的老百姓就更加嚴重了,所以中國維權運動,包括新疆和西藏人收到的壓迫都非常嚴重,可以說到了中國的老百姓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中國到了非常危難的關頭

法廣: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已經出現衰退的跡象,能否可以預測危機會因此爆發?

嚴家其:情況是這樣的,目前因為他還控制着最高權力,可以看看全世界,如果繼續擁有軍權,軍隊沒有動搖的話,他就可以繼續維持專制的統治,歷史上的例子舉不勝數,但是有一點事可以改變的,這就是宮廷政治。宮廷政治和在明清王朝還有一定的區別。畢竟習近平還不是毛澤東或鄧小平的兒子,如果要搞王位繼承的話,鄧樸方更有地位,鄧樸方對習近平的做法非常不滿,應該說習仲勳是比較好的,但是習近平沒有學他的父親,反而去學毛澤東了。他怎麼能學毛澤東呢?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後老婆都被關起來了,後來也上吊了,怎麼能夠學他呢?學他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

所以中國現在到了一個非常危難的關頭,要麼習近平,栗戰書和王滬寧這些人能夠覺悟起來,能夠改變自己的錯誤做法;要麼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聯合起來,召開會議罷免習近平。當然他自己也可以改進,如果他自己進行改正錯誤的話,他當然可能為六四翻案,在中國恢復正義,這樣的話他還會有一條好的出路,就像華國鋒一樣。華國鋒當時在第一次天安門廣場運動期間,主動為這次運動翻案,直到今天大家對華國鋒還有好評,大家還懷念和紀念他,認為華國鋒還是一個對中國做了貢獻的人,他逮捕四人幫也是正確的,但是後來鄧小平掌權以後,對江青的做法就過分了。江青儘管要判刑,但她居然到了上吊自殺這樣的程度。因此,可以說中國的司法制度不僅沒有法制,而且也缺乏法制的精神。

另外我還要強調一點,實際上,習近平的問題現在已經非常明顯了,根據現在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就是習近平也肯定的憲法,他自己作為國家主席,並不掌握國家的最高行政權,根據憲法明文規定,最高行政權屬於國務院,他居然能夠違反這個規定,代替李克強行駛最高行政權,這是很危險的行為,國家主席每天都在違憲,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有法制,人們的生活如何安寧?所以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首先他必須承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竊取了李克強作為國務院總理非常多的權力,這是不能容許的,一個國家主席違反憲法,在一個名義上是共和國的國家是不被允許的。習近平這個路不能再走下去了。

非常感謝嚴家其先生接受法廣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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