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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北京的反恐論述不符合新疆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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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建宇:北京的反恐論述不符合新疆真實情況
 
資料圖片:2009年7月7日,烏魯木齊一名婦女向前來應對當地抗議集會的防暴警察怒吼。 圖片來源:路透社/David Gray/File Photo

2019年是新疆烏魯木齊七•五事件10周年。2009年6月底,廣東韶關某工廠發生的一起漢人與維吾爾人鬥毆事件引發連鎖反應,幾天後演變成一場嚴重的族群暴力衝突。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字,這起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另有1721人受傷。此後十年,中央政府對新疆的監控日漸加強,封鎖信息流通的同時,近年來更有國際媒體和人權團體披露,大批維吾爾人被非法關入一些再教育營。中國政府一度否認這些再教育營存在之後,承認在當地建立的是所謂職業培訓中心。無論名稱如何,這些封閉的中心關押的人數可能至少有上百萬人。如此規模的非法拘押吸引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十年前的七五事件對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如何理解中國新疆政策十年來的演變?新疆境內的反恐形勢是否如當局所說那樣嚴峻?我們電話採訪了一直關注新疆問題的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目前在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任教的侍建宇先生。

七•五事件是一個分水嶺

法廣:2019年是新疆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十周年。十年後再回首,這次事件究竟是一次什麼性質的事件呢?這次事件對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有什麼影響?

侍建宇:(政策)當然已經有了一些變動、一些調整。我想分幾點來說。

如果從當地的情形來看,2009年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可以說是一個分水嶺。因為在過去,儘管當地少數民族對中國的管治、統治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意見,但是當地少數民族和漢族的關係並不是那麼惡劣。但在七五事件之後,新疆社會民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就變得非常清楚了。這是2009年七•五事件最重要的一點。當時,中國政府對應的策略,一方面是派遣張春賢擔任黨委書記,開始用懷柔策略,另一方面主要是想用經濟發展的方法,來調試民族問題。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它認為七•五事件基本上是由於經濟發展造成當地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後果。這是北京的角度看。北京認為,從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的確在當地造成貧富不均,所以想通過經濟手段,來解決社會矛盾。可是,事實上問題並不是那麼單純。經濟矛盾當然有,但是也不能忘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民族問題存在。當地少數民族感覺,從1978年到2009年七•五事件發生的時候,當地的漢族移民和當地政府並沒有好好地照顧他們,社會問題就轉變成了民族問題。而這種民族問題基本上到七•五事件發生的時候,已經沒有辦法重新調整過來。

北京當然希望用經濟的方法去調整,但似乎成效一直不好。

後來,我們都知道,在2012、2013、2014年,新疆各種暴力事件頻繁不斷。再加上2013、2014開始,新疆當地少數民族大規模向外遷徙,經過中南半島,也就是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往土耳其方面移動。人數規模非常大,至少有兩萬人。

這個情形之後,北京發現情況不如當初預期,也就是在西部的跳躍式發展的經濟措施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所以,可能自2016年開始,就有了新疆再教育中心的設計。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得到解決。

當然,從2009年的烏魯木齊事件,到現在(的發展)來看的話,這些再教育中心的設立,對於北京政府來講,可能也是沒有辦法的措施,它必須要通過這樣方式來維持當地社會的穩定。但從當地人民的角度來看,這當然是一種不公平、也不人道的做法。

法廣:為什麼中央政府以發展當地經濟為主的措施沒有奏效?

侍建宇:這又牽扯到幾個問題。在2010年張春賢接任新疆黨委書記之後,他使用的一些政策可能使得當地原來的統治階級,也就是政府的幹部不適應,完全沒有辦法知道怎麼樣去用懷柔政策統治當地。同時,中國從東部調用很大經濟資源往西部流動的時候,這些資源是不是能夠公平地、適當地分配到應該照顧的人身上,好像也不是那麼成功。所以,這個策略到2014年的時候就完全失敗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2012年、2013年的時候,當地幾乎每個月都有暴力事件發生。這就牽扯到當地幹部可能完全放鬆了管治,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懷柔”,就乾脆不管了,產生了某種怠工的情形。甚至當時還產生了各種陰謀論。再加上當時有很多伊斯蘭教(思潮)從外部傳入,(當地)基本上處於一種混亂狀態。又有那麼多人向外遷徙,這都已經被證實了。所以,2014年,中央的一次工作會議決定,這個政策推不下去了。事後我們也發現,張春賢被換掉了。現在的黨委書記陳全國上台,開始了現在這種全面的再教育中心政策的實施。

中國政府的反恐論述不符合當地真實情況

法廣:2013年、2014年開始有大批維吾爾族人向外遷徙,這些遷移的流向是哪些地方?他們只是想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生活的環境呢?還是也有人流向了一些,比如衝突嚴重的地區?

侍建宇:向外遷移的原因很多。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因為對當地的社會生活環境不滿,希望找到另外的好的生存地方。在一般維吾爾族人的心目中,可能土耳其是最好的去處。當然,他們到那裡之後,可能不再這麼認為,但在向外移出的時候,是這樣的心態。所以,很多人遷往土耳其。還有很少一部分人可能因為過去二、三十年受到了某些不公平對待,心懷對政府的不滿,就加入了敘利亞反抗軍的一些運作,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有維吾爾武裝分子在敘利亞戰場出現。

法廣:再教育營措施和中央政府的反恐措施、和打擊極端勢力的政策有怎樣的關聯?

侍建宇:中國可能從(2001年)9•11之後,都是用反恐的話語論述,來討論新疆的社會不安定情況。這不完全正確。因為在2000年的時候,或許有很少部分人,大約幾十個人,加入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基地組織。但人數非常、非常少。那時候根本沒有太多維吾爾武裝分子存在。但中國通過聯合國、通過美國,加入全球反恐戰爭的話語論述之後,把(新疆)問題往這邊推,實際上這並不符合當地的真實情況。2009年的七•五事件,因為是一次暴力衝突,政府又往這個話語論述上推,說有很多的恐怖分子……當時所指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這個組織。但這個組織事實上並不是我們所了解的定義上的恐怖組織。

這種論述一直延續到現在。對於那些再教育中心,中國政府依然說這是反恐措施,要想辦法把這些所謂被恐怖主義影響的老百姓去極端化。當然,這種“去極端化”非常狹義,主要是針對他們的伊斯蘭宗教信仰。但是,信伊斯蘭教的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當然不是。只是中國政府在2014年以後,一直用這樣的話語論述,來討論再教育營的內容。

我們不能否認,2013年、2014年開始有人向土耳其、敘利亞等地流動遷徙的時候,有些人加入了敘利亞反抗軍的戰場,也有非常少的人進入了所謂的伊斯蘭國武裝的陣地。的確有這些人存在。可是,這些人到底有多少能力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這是值得質疑的。畢竟到現在我們沒有看到有非常致命的威脅或攻擊產生,反而是叫囂的成分、國際宣傳的成分、威嚇的成分,大於實質的危害。這才是現實狀況的描述。

法廣:伊斯蘭國武裝節節敗退的形勢,造成不少聖戰分子迴流。這種形勢與中國政府近年來大批關押維吾爾人的行動是否有什麼關聯?

侍建宇:這也不是很正確的說法。因為(聖戰分子)迴流很可能,需要經過層層關卡,各個國家的層層管制,並不是那麼容易往中國迴流、流竄。有些人可能流竄到東南亞,比如菲律賓南部或印尼等地。但人數也是非常少,能流竄會中國的更是極少數,真正的問題可能還是停留在敘利亞和土耳其。但是,中國以此作為總政策論述,來把再教育中心、再教育營政策合理化。

用反恐的論述當然有點太過誇張,不過,新疆伊斯蘭教的發展可能的確對中國政府造成了一些“衝擊”。我這裡說的“衝擊”是抽象的衝擊,不是實質的損害。中國政府感覺沒有辦法管治這樣的宗教形式發展,所以開始使用一種更極端的方法,想讓他們把所有的伊斯蘭宗教的運作和信仰方式全面去除掉。比如不許他們蓄留鬍子,不準他們做禮拜,甚至還有消息傳出來說強迫他們喝酒、吃豬肉、不準封齋等等。想用再教育營,告訴他們不能這樣信仰宗教……這與其說是去極端化,不如說是去伊斯蘭化,或去宗教化。當然,最後的目的,可能是希望他們變成所謂的“中國好公民”,讓西部的人,儘管他們在民族識別身份上不同,但與漢人不要有太大的差別。所以有讓他們學普通話或國語、讓他們過北京認為的所謂“現代化的生活”,等等的措施。

強制同化政策能否得到預期效果值得懷疑

法廣:就是一種強制性的漢化政策……

侍建宇:是強制性的同化政策,不一定是漢化政策。

法廣:從這兩年傳出的消息,以及從各方媒體和人權組織的調查來看,新疆這些再教育營里可能有上百萬人。還有說法人數更多。這些再教育營,真正走出來的人好像不多。這種政策的前途是什麼呢?中國政府的目的是什麼?要永久關押這些人么?

侍建宇:應該說再教育中心擴展到最大規模,大概是在2018年下半年。後來因為聯合國的介入、一些人權組織的介入(新聞媒體對此可能並沒有報道),情形開始有些放鬆。開始有一些比較“人道”的處理 當然不能說是“人道”,只不過是放緩了過去那種高壓強制的情形。比如,開始有些人被釋放回家,也有些人獲得護照,如果當事人有些外國聯繫的話,他們可以離開中國,甚至回到中亞、去歐美等西方國家。是有一些放緩的措施,但讓他們在這些再教育中心集體學習,不管是去宗教化,還是想辦法把他們同化成北京理想中的中國公民的樣子,這個步調並沒有減緩。

從國際社會角度來看,在當前國際政治運作中,(國際社會)也很難去干預“中國內政“,畢竟新疆在法律上、在法理上,還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西方國家,或者是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只能想盡辦法,讓中國做出一些比較合理的調試,並沒有辦法讓中國解散再教育營。

基本上在再教育營中的人都沒有犯法。中國會不會關閉這些再教育營?目前看不太可能。這是一個規模非常大的同化或者說轉化政策,中國政府似乎自2014起,直到現在,已經下定決心,想要實現這樣的全面轉化。這樣的政策最後會不會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這是很令人質疑的。因為在過去,無論是在前蘇聯,或在其他地方,這樣的轉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帶來一些改變,但是把一個民族完全同化、透過人類的這種大規模的高壓政策的努力把他們完全轉化,好像不太可能。

“一帶一路”:新疆地位非常關鍵

法廣: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與政府的新疆政策,兩者之間有怎樣的互動關係?

侍建宇:當然有非常大的影響。不能從短期來看,要從長期看。因為新疆在中國的“一帶”,也就是絲路這個經濟帶上,地位非常關鍵。陸路向西,基本上都要經過新疆,然後進入中亞,或者向南,經過南亞,經過巴基斯坦、伊朗,再到土耳其。新疆的突厥族少數民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長遠來看,如果能把這些人的政治身份、政治認同做一個完全的修改的話,中國將來可以透過他們在西部地區,也就是在歐亞大陸,做很多事情。當然這是中國希望得到的理想效果。實際上可不可以達到不知道。

另外,從區域或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新疆問題引起了周邊國家的一些關注。但有些國家也做出了妥協。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所謂的穆斯林國家都沒有對中國新疆再教育營政策在國際上發聲。他們可能一定程度也願意配合中國政策這樣的發展,他們可能有實質的經濟上的利益考量。所以他們往往不會發出什麼反抗的聲音。這一點在過去兩、三年體現得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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