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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法博士莊雅涵:華裔普遍對馬克龍當選態度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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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2017總統大選塵埃落定, 各方對大選的剖析關注、對年輕新當選總統的熱議方興未艾、遠未散去,本次專題我們就從在法華裔及關注大選的兩岸華人的視角,請在法從事移民融入研究的法國索邦大學社會學博士莊雅涵談談她的觀察。

06/05/2017
06/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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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你專業研究的領域包括移民的融入,可以先簡要介紹一下你的專業和工作好嗎?

莊雅涵:我是在2015年提交了我的博士論文,我的論文涵蓋了華人在法國社會三種不同的政治融入的形式 。第一種是參與與安全問題的有關的遊行,並且通過這個遊行來學習與公共機構來對話的過程;第二種運動則是無證勞工參與工會運動維權的過程;第三者則是我們的華僑還有年輕第二代參政、參選,這三種形式。透過這三種形式的比較,主要來呈現華人在法國漸進式的融入過程。

那我們就來談談剛剛結束的法國總統大選,這顯然也是居住在法國的華裔最關心的議題。,從你的觀察研究角度看,今年大選和以往相比,華裔的參與的程度是不是有所增加?

莊雅涵:我想,其實從2012年開始,因為一連串的、特別是安全議題等公共議題,讓我們的華人注意到,說我們在法國社會政壇上的能見度特別底,導致社會對華人遭遇到的問題會關注不足、援助也不足,所以這五年來有非常多的新協會的產生,大家都希望能夠去體現我們所遭遇到的問題。

特別是從去年2016年開始的張朝林事件後,我也可以感受到華人華裔、年輕的一代更注意到參政的重要,所以在協會之間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討論,大家都不斷地去尋思說,哪一個政黨對華人的集體利益是最後幫助的。

另外一個現象也特別是說,因為國民陣線黨(FN)瑪麗娜 勒龐的異軍突起,顯然我們華人也感受到了這樣一種種族主義右派的政治力量,以及他們在經濟上採取保護主義的政策,這兩種政治綱領似乎對華人社會的地位也是很不利的。所以在這樣的一種危機感以及之前所建立的參政議政意識下,其實今年可以感受到在華裔的青年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關於法國大選的討論。

你談到華裔青年,也稱為“華二代”的,從之前張朝林、劉少堯事件後華人的反應看,確實青年“華二代”的參與在增加。

莊雅涵:是的,我想“華二代”角色是關鍵的,一方面他們代表華裔社群來跟法國社會對話,另外一方面,當我們跟他們單獨討論的時候會發現,他們的集體意識上覺得自己是法國人的成分更多一些,他們在思考公共問題、政治議題的時候其實已經不只是從華人的角度來思考,而是法國的華人和華裔社群的這個角度來思考。所以他們對法國社會、包括共和模式的這些基本的價值、自由平等博愛的信念其實都有非常強烈的堅持。那也是在這樣意識之下所以讓他們非常堅定反對極右派的立場。

我們知道你是來自於台灣,研究中很多針對在巴黎北郊的Aubervilliers區,你有沒有感受到對於來自於台灣和大陸的華裔,他們參與政治融入法國社會方面有什麼不同?

莊雅涵:其實我的論文里與台灣在這裡的移民比較少的接觸,這也有好幾個理由,不光是一個研究課題和個人生活模式的問題。而是說大陸的移民因為在這裡一方面移居的歷史比較久,其次是有了自己已經成型的經濟市場。所以這個經濟市場的成型事實上可以幫助一個集體意識的凝聚,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定位說,有一個華商的社區、溫州裔為主的華裔社區在這裡。可是台灣移民在這裡相對之下能見度就小得多,也較少這種集體的意識。是因為大部分在這裡的台灣人要麼是工作外派過來,可能不一定會待很久,有時候待個5、6年就回台灣工作了;另外有很多移民可能是與法國人結婚之後定居在這裡的配偶,所以他們之間的社群的紐帶實際上是遠遠沒有大陸來的華人強。因為我是學生,我也有一些台灣的留學生的朋友在這裡,他們參政的方式可能在政治意識上與“華二代”還算接近,對自由、民主、反種族等政治價值的問題都非常關心,乃至於法國與歐盟的關係,以及法國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但是相對之下,除非偶爾有跟台灣有關的國際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台灣學生的動員,否則的話,他們在政治上的能見度是遠遠比不上“華二代”的。

我們再回到大選這個議題,這次華人參見法國大選政治活動,除了安全這個很明顯的議題外,主要還有其他什麼訴求?

莊雅涵:安全以及反種族主義、反種族歧視是非常重要的綱領,這也是大家對國民陣線上台可能比較敏感和焦急的緣故。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當然就是法國跟歐盟、法國跟全球化的關係,包括究竟未來法國政治、經濟政策上會不會採取保護主義還是會繼續採取留在歐盟當中的立場,這也是兩個主要候選人最重要的差別。我想華人對此也非常關心。畢竟國際貿易還是我們華商經濟的主軸之一。

第三個問題是我也看到部分華商提出來對中小企業的態度,這個跟經濟確實息息相關。馬克龍和勒龐對於法國經濟未來的辯論,這個辯論不光是談、去思考法國與歐盟的關係,其實也有一個法國經濟轉型的問題,所以,我看許多華商在比較馬克龍和勒龐、以及其他主要候選人阿蒙、梅郎雄或菲永時,也會去關注他們對於中小企業有沒有特定扶持的政策。我們知道跨國企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在對稅收、員工福利、僱主地位等議題的看法是不同的。我也看到一些華商事實上特別關心這樣的議題。

在法國的華裔傳統支持右翼,這與你之前分析的原因也有關係,那麼現在對於馬克龍中間派最終當選,華裔主流的反應是什麼?

莊雅涵:這次選戰當中,的確一開始也聽到蠻多不同陣營拉票的動作,似乎的確有一派華商本來是與共和黨比較接近,另外一些可能原來與社會黨比較友好的華商則挺早與馬克龍陣營有所接觸,那我想隨着選戰之後形勢的漸漸明朗,加上在劉少堯事件當中,是馬克龍最早對這邊華商的陣營釋出善意,與華裔的政治領袖會晤,我想這些都已經先加深了整個華人社區對馬克龍的一個友好的印象。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思路是,因為菲永的一些貪污的醜聞,似乎影響到華人對共和黨的信心。而背後另一個更有意思的是,因為這次法國大選的主軸畢竟還是對抗極右派的議題,這是整個社會大體結構的一個政治氣氛,而似乎華人也很早就有了這樣一個覺悟,就是意識到必須要阻擋極右派的當選,所以選擇總統的因素也就是菲永聲望的下降、他清廉的問題、馬克龍對華裔的善意以及一個阻擋極右上台的危機感,這三個因素都促使了華人陣營整體上對馬克龍是支持,對於他的當選普遍態度是挺正面的。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擴展一下,看看台灣、大陸、包括海外的華人他們關注法國大選,我們看很多評論傾向於娛樂化的趨勢,你怎麼看這個反應?

莊雅涵:對,這幾天我在微信上也受到很多不同的朋友陸續發來的,中國一些朋友好像拿馬克龍的婚姻來開玩笑的帖子,台灣也是,台灣媒體不是非常的(深入),幾乎是停留在這個層次上。其實我覺得理由很簡單,我覺得在台灣和大陸的政治光譜上,我們比較沒有像法國這樣左右區分的光譜,就是我們的政治傳統里比較沒有左右對立。當然在大陸會強一些,就是因為有馬列主義的傳統,有社會主義的這些語言,一般公民對左右對立的價值區分的意識形態差別是有概念的。只是在大陸的言論自由環境下、沒有多黨政治的架構所以公民們比較難以意識到那種左右對立、以及不同政黨在通過政治來辯論國家的未來,這個過程背後一些比較深刻的習慣、蘊含。那台灣因為我們傳統上也沒有左右對立的傳統,台灣的社會基本上是沒有左派政黨的,所以導致了其實大家很難去想象感受究竟在這麼一個激烈的多黨競爭的政治態勢下,傳統政黨的解散或重組、極右派的崛起、或者像馬克龍這樣中間派取得政權,我想這對於台灣或大陸的媒體,這其實是非常抽象的,因為我們的政治傳統和政治制度里不存在這樣的競爭方式,不管是政策上的競爭還是政黨勢力上的競爭,可能才使得大家在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採取我們最熟悉的部分,就是馬克龍的風流韻事。

還有另外一部分,就像馬克龍自己所說的,這個議題不僅在台灣激起反應,事實上許多歐盟的媒體也毫不猶豫地拿這個議題開玩笑,這當然反應出了整個世界,不管是華人世界、或者是總體的西方世界,在政治文化上一個比較“父權”的一個想法,才會特別來凸顯這樣的事情。

除了多黨制之外,還有一個因素,我想還有全球化這個議題,可能因為在台灣和大陸,我們在經濟全球化當中,我們可能是受益者,所以社會上也不存在這樣強烈的一個反對全球化的勢力,這也更加讓我們難以理解為什麼瑪琳 勒龐她所代表的國民陣線勢力保護主義的立場,能夠在政治上取得這麼強的能見度。所以總體來說,這種娛樂化的傾向固然反應了台灣和大陸媒體認知討論深度的不足,可是它終究也是因為我們在政治經濟上面臨的難題、看法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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