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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歷史學家分析“五月風暴”前後法知識界對毛和文革的狂熱

作者
法歷史學家分析“五月風暴”前後法知識界對毛和文革的狂熱
 
François Hourmant 著作封面 @edition Odile Jacob

今年是法國五月風暴50周年,各種分析,回顧這場運動的出版物和辯論討論會在法國層出不窮,試圖對這場運動中進行回顧和反思。在眾多的出版物中,法國昂熱大學的歷史學教授François Hourmant的最新著作《68年五月風暴之前,當中和之後的法國毛時代》(Odile Jacob 出版社)將五月風暴和同時在中國肆虐的文革聯繫起來,介紹分析了文革對法國,尤其是巴黎知識藝術和哲學界1966年掀起那場不亞於中國的對毛澤東本人的個人崇拜,對文革這種大眾性的革命形式的狂熱現象。

實際上,從中國和法國的近代歷史看,1966年開始的十年都是通過各自的方式對社會,政治,文化和個人的生活帶來巨大的變革的是當代,中國從這一年起,進入了文革的“十年浩劫”,1976年終於結束這場“革命”時,整個社會可謂千瘡百孔,百廢待興;而法國則在二戰後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後,對現實不滿的知識界,尤其是左派或極左派的知識界對蘇聯,古巴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充滿了幻想和烏托邦是的精神寄託,在信息缺乏或真相被故意掩蓋的前提下,一大批優秀的,非常聰明的知識界大名鼎鼎的人士,馬爾羅,戈達爾,薩特和福柯等等都處於各自的原因和目的積極投入到了這場對毛主義的崇拜和散播熱潮中,小紅書,毛澤東的肖像,毛外套等一時間成了前衛和時髦的象徵,巴黎知識界一時出現了一片紅的局面,不跟上就是落後的。就在中國各界知識分子的命運慘遭蹂躪,悲劇不斷之際,這場法國式的中國文革反而給不少知識分子們帶來了名譽。對毛跟人崇拜和對反西方模式,對權威的反抗和烏托邦式自由嚮往,讓他們陷入盲目性的狂熱,當漢比利時漢學家西蒙 萊斯試圖將中國文革和毛主義帶來的後果告訴法國人時,他卻受到了排斥和排擠。為了搞清楚法國知識界發生的這場小文革,我們有幸採訪到了François Hourmant(以下簡稱FH)先生,讓他對其中一些問題給予解答。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解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法國對毛主義的狂熱風潮觸及到了法國的文化,藝術,哲學等領域?

FH : 是的,當時的法國出現了對毛主席的狂熱和崇拜,而在此之外,應該注意到的是對中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狂熱。至於原因,應該說是多重性的,首先是中國在政治層面的魅力,因為是毛澤東1967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一批大學生和知識分子。

從外部看,這似乎是一場和平的革命,但如果了解內部真相的話,就會發現實際上是十分矛盾的。因為這場革命經常被法國記者以“沒有槍支的革命”的套話來進行介紹,這同時也被認為是一場反權威的革命。我們知道,文革由毛澤東發動,首先在大學校園以反對老師的方式出現,因此,文革經常被認為是一場反權威,反官僚的革命。同時,文革也被認為是一場群眾自發的革命,至少從法國看過去,被毛澤東操縱的紅衛兵們的行動具有自發性, 而這些都是能夠吸引法國大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重要特色。

首先,文革看上去具有某種自由性的成分,也有純正的政治和革命的成分,而法國一些知識分子都還保留着對“革命”的崇拜之情。

再從另外一個層面看,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曾去過中國,對中國很着迷,也對中國當時的“反模式”的着迷,因為60和70年代西方消費主義暢行,而去過中國的西方人都會被中國當時與消費社會相反的模式所吸引,中國社會因此也被看成是一個“凈化的社會”,沒有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的那些包括污染,暴力,賣淫和廣告等在內的詬病和惡習,看上去即簡樸又純凈,存在與毛澤東思想造就的真空中。

而同時,對於另外一批知識分子,比如法國的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洛朗·巴爾特,他在入選法蘭西學院前不久,1974年曾跟着一個團隊前往中國旅遊,如果說巴特本人當時並未被中國的政治模式所吸引的話,他也是中國美食的崇拜者,也很欣賞毛澤東的書法。

因此,可以說,除了政治的因素以外,有很多其他更廣泛的文化原因導致一些人對中國的狂熱。

法廣:在您的書中,你對洛朗·巴爾特一行在中國的經歷有一段很詳細的描述。據您介紹,巴特在中國期間實際上感到十分失望和沮喪,他在隨身帶的小冊子上寫了很多對中國的批評,但奇怪的是,回到法國以後,他在《世界報》上發表的文章中卻完全不帶批評色彩,和其他的一些人一樣,他也要掩蓋自己親眼見到的中國,更傾向於向讀者展示一個他們心目中希望看到的中國,一個夢中的理想化的中國。什麼原因導致當時的法國知識分子會如此盲目?

FH : 洛朗·巴爾特從中國旅遊回來後,寫的文章的確既不奉承,也不批評,但在他去世後出版的中國行隨筆日記中,他也確實寫到當時很清楚在中國期間遇到的是各種宣傳手段,寫到他對中國現實的失望,但他回來之後,卻完全隱瞞了這些事實。那麼,就巴爾特來說,並非是看不到或是盲目的問題,因為沒有人被中國的現實所蒙蔽,他比別人還更加清醒,但他卻對此保持緘默。

究其原因,可能有幾種可能性。首先,當時在法國知識界,有知識份子的語言,加入革命的那些知識份子屬於“前衛”派(avant- garde),加入政治前衛群體也是進入文學前衛團體的途徑,兩者有某種分割性,作家菲利普·索洛爾(Philippe Soller)當時主編的雜誌《原樣》(《Tel Quel》)就是兩者結合的產物代表,也是菲利普·索洛爾邀請巴爾特到中國旅遊的;

另一種情況是,一些知識分子去了中國, 但他們什麼也沒有看到,或只看到中國政府想給他們看的東西。比利時的漢學家西蒙·萊斯(Simon lays )稱其為“中國皮影戲”。中國讓他們參觀理想化的公社,包括大寨等在毛澤東思想指揮下“成功”的典範,因此,他們對所見所聞感到欣喜若狂,但實際上他們看到的都是中國的面子工程,是給外國人看的理想化後的現實,當然,這些人就看不到中國真正的現實,因為他們是被蒙蔽的。

除了在中國行期間被接待時被蒙蔽以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一種相信的慾望這些去過或者沒有去中國的人,他們的確有希望了解和認識中國現實的願望,但同時也還有另一個更大的慾望,那就是相信一個可替代西方社會模式存在。而當時的中國正好就是這種模式的最好體現。與蘇聯的修正主義不同,中國象徵著一條新道路,與蘇俄的官僚主義有距離,也不同於西方的資本主義。這就是當時中國在一些西方人眼裡的所代表的形象。

法廣: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很多極有學問的文化泰鬥在文革期間幾乎都遭受到了各種程度的迫害,甚至被迫走上絕路但他們可能想不到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法國文化界中,卻會有這麼一大批極具影響力的,包括馬爾羅,薩特,福柯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出於各自不同的考量和目的,曾陷入對毛澤東,對文革或者對中國的盲目着迷之中。反過來說,如果他們是中國人,當時身在中國的話,也一定就是革命的對象,遭到的定會是悲劇性的命運。如何理解這些極有文學,哲學和知識造詣的人也陷入了這股中國熱潮中?

FH : 法國當時有大批知識分子是中國革命迷,您提到的馬爾羅和薩特對中國着迷的原因也不同。我們知道馬爾羅於1965年8月和毛澤東見過一面,這次會面常被說成持續了3個小時,但實際上時間很短,大概也就30分鐘左右,他在1967年出版的一本回憶錄中曾提到這次見面,這是馬爾羅進入前台的絕好機會,不僅將毛推向前台,更讓自己也擔任了主角,隨後以熟悉世界上具有影響力的人物的身份出現,可能馬爾羅當時的確被毛,被毛所代表和體現的世界所震動。因為,法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狂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基於毛澤東這個人物本身。對他們來說,毛象徵著一種理想化的典型,即是革命者,也是發動參加了長征的實幹家,具有英雄主義的色彩。他也有實權,在這些傳統的領導人特徵之外,眾所周知,毛澤東還是一個思想家和馬列主義理論家,這一點也令法國知識分子着迷。

當時就不少人熟讀毛的著作,中國人手一本的紅寶書在法國居然也取得了驚人的銷量!另外,我剛才提到的巴爾特也表示他被毛的書法吸引。

總結起來看,毛澤東即是手中有權的領導人,也是詩人和作家,同時還是一個具有哲學家身份的國王。我想可能馬爾羅崇拜和着迷的就是毛澤東代表的多種身份綜合體的形象。

至於薩特,當然情況有所不同,毛對他沒有多少吸引力,但是他支持先後遭戴高樂和蓬皮杜政府禁止的毛主義運動分子,薩特支持革命,當時也支持毛主義積極分子,他說自己不是毛主義者,但他以革命的名義支持這些毛派分子。當時薩特在法國知識界的影響力處於下坡階段,因此,他這樣做也是一條重歸知識界,在知識界重樹權威的捷徑。實際上,在68年五月風暴前,薩特被邊緣化了,與當時冉冉升起的結構主義和後人類主義哲學新星們形成競爭,德里達, 巴爾特和福柯等人都是他有力的對手,在這股結構主義的洪流前,薩特的光芒自然減弱了,而他最終在對毛主義運動的支持中重新找回了他失去的威望,在幾年的時間裡就重新回到了政治和媒體的前台。

法廣:法國有如此多毛主義的崇拜和追隨者者,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中國當時經歷的文革是異常殘酷的階級鬥爭,幸好,還是有一些外國知識分子能從表象中看到真相,這就是可能是第一批試圖向西方民眾揭示中國政權真相,毛澤東思想真相和中國發生的悲劇真相的比利時漢學家西蒙·萊斯Simon Lays和法國漢學家魏延年先生等人,但遺憾的當時,在對毛和中國的狂熱中,他們的聲音當時幾乎完全傳遞不出來,而且可以說受到了赤裸裸的排擠 ……

FH :魏延年先生當時屬於法國地下潮流,情景主義國際,(internationalesituationiste),這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團體。西蒙·萊斯是漢學家,是 的筆名,他的原名叫皮埃爾·雷克曼 (Pierre Ryckmans),是他借用的謝閣蘭(Victor Sigalen) 筆下的一個人物名字,西蒙·萊斯不是唯一一個,但他是1971年第一個出版違反主流,揭露中國真相的作家。

1971年他出版《毛主席的新衣》早已成為中國這段歷史的重要參考文獻,他在書中指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文化的成分,完全是一場清除異己的殘酷鬥爭,也遠遠不是民眾自發的運動,而是毛澤東試圖重新掌權的背後操縱的反劉少奇的政治運動,這本書出版後自然不被法國知識界接受,媒體要麼根本不介紹和報道,少數介紹的記者指出,西蒙·萊斯的書中所講非他所見,而是在香港的道聽途說,目的就是讓他信譽掃地,給這本書蒙上污點。

與此同時出版的一本意大利毛主義者瑪麗亞·安東尼塔-馬切齊奇(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基於她前一年在中國旅行所見而寫的書,這本書對大中國,文革及毛澤東思想讚不絕口;這本書受到推崇,但西蒙·萊斯的書卻被批評。

法廣:西蒙·萊斯書中所寫的是他在香港發行的那些來自中國的報刊雜誌上刊載的內容,但當時法國《世界報》駐北京的記者卻看不到,或不願意看到中國的現實,他反而是批評西蒙·萊斯的人中言辭最激烈的之一,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法國媒體也在毛思想狂熱潮中扮演這一個重要的角色?

FH : 是的,媒體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世界報》是一份有權威的報紙上,通過當時派到中國的特約記者阿蘭·布克(Alain Bouc)介紹中國,而這個人雖然對中國文革十分着迷,雖然他人在中國,但他卻看不到中國的實情,比如農村發生的事,所以他對文革觀點是扭曲的。但西蒙·萊斯人在香港,但通過中國的報刊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他在後來發表的作品中還提到自己曾看到隨着河水飄到香港的屍體,證明當時在中國曾發生了屠殺事件。

所以,關鍵在於如何看待這個事件,很顯然,有很多像阿蘭·布克這樣的西方記者,崇拜馬克思主義,革命原教旨主義激勵着這些人,但西蒙·萊斯很顯然保持着另一種觀點。

法廣:幸好歷史證明了誰是誰非,還給了西蒙萊斯一個應有的漢學家的地位,文革之後,法國的知識界是否出現過對文革狂熱的反思?

FH :很少有人做過自我批評或反思,他們中的大多數選擇了沉默,有一些人對他們在毛主義的機構里的經歷,但是著名的知識分子很少有人進行自我批評。

法廣:七十年代去過中國的法國人大都會對自己的這段經歷感到很自豪,畢竟物以稀為貴……

FH:的確,從1970年開始,中國的大門對外相對開放了,一些人得到了去北京的簽證,雖然人數還是十分有限。從他們寫的遊記或書中,能感到他們受邀前往中國帶來的某種自豪感,讓他們的旅行有了些先鋒的味道,他們也感到自己屬於一個被選中的貴族的自豪感。

在我的書中我也提到,他們能去中國就類似於屬於某個精英階層,回來後當然也可以寫下在中國所見所聞,但其中很多人都有個人利益的考量,因為去中國就意味着或許能帶來引起轟動的新聞效果,或者可以寫書,寫文章,這些都是中國行可以帶來的結果,利用法國人對中國的好奇和熱情為自己謀得些好處,可能是象徵性的,也可能是物質方面的。

在法國,對毛澤東思想這個詞的理解沒有觸及到其帶來的嚴重災難,沒有與毛主義在大躍進和文革中造成的幾百萬受寒者聯繫在一起。而文化大革命這個詞在法國也沒有特別的含義,是一個普通的詞彙,與中國當時的現實沒有很大的聯繫,也沒有提及文革中造成的幾百人受害者。所以,可以說有很大的差別,直到今天還是這樣的。   

毛主義在法國眼裡產生的距離產生的魅力,他的形象在藝術作品中的出現也讓其形象變得很讓人喜歡 ;這和古巴的革命者切格瓦納同出一轍,他們經過藝術家之手創造的形象,讓他們獲得大眾的好感,也消除了法國人對毛主義的隔閡感,從而變成一個很親切的形象,當同時也對他造成的惡劣後果完全不知情。

 

和文革一樣,這場毛主義熱也持續了10年,文革結束後嘎然而止,畫上了句號。

法國總統戴高樂和蓬皮杜在任期間曾一度禁止毛主義組織的活動,他們也因此獲得不少知識界對他們的同情和支持。

但1974年上台的法國總統德斯坦在1977年毛澤東去世時,曾以法國人的名義緬懷毛澤東是“人類的燈塔”,而兩個月前,他兒子率領的包括後來成為法國總理的拉法蘭等年輕的吉斯坦主義者人前往中國游離了一番,回國後在《黃色的生活》一書中講述了他們的經歷,這本書也為十年的法國式的中國和文革熱划上了句號。開啟了中國經濟大革命的前奏,年輕時代就對中國充滿興趣的拉法蘭現在是中法關係中重要的人物。

感謝François Hourmant先生接受法廣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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