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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再次捧走沃蘇勒電影節“金圓獎”的藏族導演萬瑪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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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再次捧走沃蘇勒電影節“金圓獎”的藏族導演萬瑪才旦
 
《撞死了一隻羊》劇照 @網絡圖片

第二十五屆法國沃蘇勒國際亞洲電影節於2月12號晚間圓滿閉幕。12號晚上的閉幕儀式上,由新加坡導演邱金海擔任主席國際評委團將今年的最高獎“金圓獎”(也被譯為金三輪車獎)頒發給了由中國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執導,香港導演王家衛監製的影片《撞死了一隻羊》。萬瑪導演已經在2016年的沃蘇勒電影節上憑《塔洛》一片獲得過“金圓獎”,因此也成為首位梅開二度,兩次捧走大獎的導演。

國際評委團評委對影片的評語是,這部影片的風格獨特,同時擁有獨一無二的電影語言表達方式。這部影片同時也獲得影評獎和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院評委的特別喜愛獎 。

同樣將手中的獎頒發給這部影片的影評評委會的評價是:導演在一個及令人高興又振奮的現代童話故事中,將公路片,科幻片,王家衛和意大利導演賽爾喬·萊翁內的風格成功融為一體;而法國東方語言學院師生組成的評委認為這部影片是最讓他們心動和喜歡的影片。他們認為,這部影片帶觀眾進入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通話中,風格獨特,大膽地美感,和幽默都帶人進入一個有多重想象空間的夢中,這個夢也成為大家的夢。

《撞死了一隻羊》是萬瑪才旦的第六部作品,此次在沃蘇勒是法國首映,影片講述的是發生在西藏地區的一個關於復仇,生命的救贖和自省的故事。

我們有幸在電影節期間採訪到了萬瑪導演,讓他自己談談與這部影片有關的一些主題。

萬瑪才旦:《撞死了一隻羊》通過殺手尋找殺父仇人行為過程中放下了復仇的願望,最後達到了自己的救贖。所以這就跟其他的普通意義上的殺手復仇故事有一定的區別。我認為,有這樣的一個結局跟他自身所處的文化有緊密的關係。

影片來自兩個故事,但兩個故事和走向和整個意向的建立有共同之處。一篇是另一個作家次仁羅布寫的小說《殺手》,另一篇就是我自己寫的一篇小說《撞死了一隻羊》,影片將兩個小說揉在一起,使故事的走向更加清晰。實際上,人或羊的生命沒有輕重之分,殺一個人和撞死了一隻羊是沒有區別的,都是同樣的生命。所以在另一個名字(註:《殺手》)不能用的情況下,就用了《撞死了一隻羊》作為影片的標題,這樣做可能也會讓觀眾看得更加清晰,其實很多故事在前面撞死羊的這個部分就展開了,進而可以互為表裡。

法廣:您是藏族導演,因此觀眾在看你的影片時會對宗教,對西藏這片土地的靈魂的表達和詮釋都會有一定的期待,您是否會有這樣的一種肩負任務或壓力的感覺?

萬瑪才旦:整個故事實際上就在那樣一個語境或文化之上,如果離開了,故事可能就不會成立。

比如殺手,一般意義上的殺手要去復仇,最終的目的也是要找到仇人為父報仇,但是在這樣的一個文化基礎之上,這樣的動機可能最後會發生變化。最後就放下了,讓殺手自己得到救贖。我覺得這就是文化的不同。

法廣:就是說,故事和西藏有着直接的聯繫,這樣的故事幾乎不可能發生在北京或上海這些城市?

萬瑪才旦: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我覺得故事的走向會不一樣,可能是另外一種結局,但是在(西藏)這樣的文化背景和基礎上,這樣的故事雖然顯得荒誕,但同時又是成立的。這就是文化不同導致故事走向有差異的原因之一。

但總體上還是希望講述一個人的故事,不是宗教的故事。

法廣:這是您的第六部片子,和之前影片比較,有何不同?

萬瑪才旦:實際上每部影片的風格都會有不少變化,但這部《撞死了一隻羊》的變化會大一些,這可能跟選擇和處理的題材有直接的關係。我的電影創作可能就很難跟其他的創作,包括文學創作那樣,有一個清晰的軌跡,創作風格和形式,你可以看到裡邊的一些變化,但電影充滿着不確定性,所以很難總結出從第一部到第六部清晰的發展軌跡和變化,我覺得是不太確定的。

法廣:這是王家衛導演監製的影片,如果沒有王導的加入,影片會有所不同嗎?

萬瑪才旦:不會不同,還是這樣的一個風格,不是因為王導的加入才有這樣的風格。我認為影片的題材本身就決定了風格.

法廣:您一直在西藏地區拍攝,會遇到些什麼樣的問題?

萬瑪才旦:會遇到不少問題。比如這次拍攝《撞死了一隻羊》的過程中,遇到的環境上的挑戰可能比以往要大。 這部影片整體都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區拍攝的,所以很多劇組的主創都適應不了,很早或者中間中間就離開了拍攝地。各種問題都會有,我覺的對這部影片來說,除了創作的挑戰外,另一個就是現實的環境挑戰。

法廣:大量外地人出於各種目的湧入西藏地區,對當地的文化環境會有沒有影響? 是否會帶來一些變化?

萬瑪才旦:肯定會帶來一些變化,而且變化會越來越大,我覺得主要可能還是一些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因為外界的東西進入之後,原有的生活方式也在發生着變化,雖然土地還是那片土地,人還是那些人,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法廣:你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慢慢流失的過程感到擔心嗎?

萬瑪才旦:肯定會有所擔憂,這可能在之前拍攝的幾部影片中也有所體現,但是作為一個個體,我認為這樣的擔憂是沒有意義的,面對如此大的一個洪流,作為個體會感到很無力,也沒有什麼方法去改變現狀。

法廣:是否會想通過影片來引發一些反覆和思考呢?

萬瑪才旦:並不僅僅是為了引起一些人的反思,我覺得拍電影也和一個個體一樣,很難通過個體去改變什麼,留住什麼。一方面是自我的表達,是藝術創作,另一方面,我覺得還是同樣很難徹底地,深入地改變什麼。也許能留住一些東西,一些逝去的東西,通過影像作為資料保存下來,但是這樣的保存有沒有意義,對現實的改變有何意義就很難說了。

法廣:據您觀察,西藏的年輕一代是像內地一樣有一種浮躁的金錢慾望,還是會多一點宗教信仰帶來的心靈更純凈的因素?

萬瑪才旦:從大的方面看,和內地的差別並不大,大家都會從很現實的角度去考量,想通過什麼方式掙到更多錢這些問題,讓生活更舒服一些,這些都是很實際,很功利的想法。但是因為有不同的文化,他們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思考,比如進行反思讓文化留存的更長久,讓自己的母語保存的更純潔一些的問題。對,在大的洪流之下,還是有一些人進行思考。

法廣:藏區目前學校教授藏語嗎?

萬瑪才旦:都是義務教育,跟內地都是一樣的,在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會有少數民族語言課程的設置,就像輔修課一樣。學校里很多課程是用漢語授課,藏語被設為語言課。然後會有更專業的機構去深造學習。但總體上看,大家都會很功利的,很實際的選擇學習的方向。因為公務員考試,升學考試都是以漢語為中心的,所以少數民族語言的使用價值就會越來越小,很多人就會做比較實用的選擇。

法廣:您也是作家,在寫作和拍電影之間,哪種表達方式更加自由?

萬瑪才旦:相對來說寫作更自由。受到的無論是物質的還是其他的限制相對較少,沒有什麼成本,可以很自由的書寫,但是拍電影就會受到很多現實,包括物質方面就需要滿足一些基本的條件,也還有些意識形態方面的限制,所以相對來說寫作肯定是更加自由的。

法廣:在沃蘇勒看到這些觀眾對亞洲電影的熱情,場場爆滿,作為導演,一定有很多感觸…..

萬瑪才旦:我覺得這種現象特別好,我想這可能就是一個地方的電影文化的象徵吧。法國有電影文化的傳統,有很多藝術影院,這樣的觀眾是需要時間慢慢來培養的,所以有這樣一個傳統和基礎,才可能辦成這樣一個電影節。

超過3萬7千人次的入場率再次顯示齣電影節主辦方多年來不遺餘力推廣亞洲電影做出的貢獻得到了觀眾的熱情回報。今年電影節在多個單元推出的90部亞洲影片再次讓影迷們帶着滿滿的美好回憶期待明年電影節更精彩。

沃蘇勒電影節25年了,從最初的12部影片,到今年90不來自亞洲25個不同國家,各種風格類型的片子,可以說是實現了質和量的飛躍。這一切都憑藉創始人特魯安納Therouanne夫婦,瑪蒂娜( Martine)和(讓-馬克)Jean-Marc的堅持和努力,也感謝150名義工的全新付出,讓沃蘇勒國際亞洲電影節成為每年亞洲電影的盛會。

瑪蒂娜·特魯安納在接受法廣參訪時也對觀眾對亞洲影片的接受態度發生的轉變感到欣慰,她認為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最初的幾年,觀眾都是喜歡和了解電影的人,是一些實驗和藝術電影協會的成員,自然包括很多老師,自由職業者等,隨着時間推移,觀眾群體也逐漸擴大,其中的一些觀眾群也有了極大的變化。就在五年前,如果說讓現在的一些觀眾去看哪怕是一部有字幕的影片幾乎是難以想象的,是會令他們發笑的,而現在,他們在沃蘇勒電影節上可以一天看五六部都沒有問題。而之所以可以發生這樣的改變,是因為電影節是在沃蘇勒舉辦的,沃蘇勒的觀眾已經習慣了,與此同時,大家也可以看到觀眾群體也絕不僅僅限於沃蘇勒的人,有從全國各地來的。而要強調的是,最初籌辦方做了很多努力“吸引”觀眾,最初給他們看的是一些可能不太“高深”的影片,讓他們逐步習慣,因此,今天他們就可以欣賞各種類型的影片,甚至包括可以說很“難懂”的片子了。

感謝萬瑪才旦導演和沃蘇勒國際亞洲電影節創辦人特魯安娜女士接受法廣專訪。我們期待看到萬瑪導演的新作,也祝沃蘇勒電影節越辦越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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