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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明牧師與黃雀行動:港人做了一件很光榮的事

作者
朱耀明牧師與黃雀行動:港人做了一件很光榮的事
 
曾參加黃雀行動,幫助八九民運人士逃亡的朱耀明牧師。 2019年5月14日攝於香港 圖片來源:路透社/James Pomfret

1989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大規模青年學生爭民主和平示威活動曾意外地成為團結海內外華人的一條特殊紐帶。當時主權尚未正式回歸北京的香港迅速捲入其中,從捐款、送帳篷等各種形式的聲援活動,到5•21百萬人大遊行,港人始終滿腔熱情地關注和支持着這場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街頭民主運動。六四屠殺發生後,香港更成為眾多被北京當局追捕的民運人士的逃生跳板。來自各界的不同人士迅速組成“地下通道”,成功地幫助不少處境危險的學運領袖由香港逃往海外。這也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黃雀行動”。2014年隨香港爭普選和平佔領中環行動而重新站到民主前線的朱耀明牧師,當年就參與了地下通道的救援行動。他接受本台電話採訪,介紹了他參與救援行動的經歷,以及八九六四事件對香港社會的深遠影響。

八九學運點燃了海外華人的愛國情

法廣:首先,關於黃雀行動,能否簡單介紹一下1989年的時候,您是如何參加到這項營救行動中的,當時香港社會是否支持這樣的行動?

朱耀明牧師:“六四屠殺,我想整個香港人都很憤怒,都很受震動,因為沒有想到政府會用坦克、用槍傷害自己的人民。這一點,我們真的沒有想到。我記得我6月2日還在北京同烏爾開希說:這個運動本身是成功的,因為這場運動把海外中國人的愛國熱情都燃點起來了。但是,我當時也看到廣場周圍已經布滿了軍隊,看到其他的防備等都布置好了。我對他說,清場是早晚的事……但是,我們沒有想到,軍隊是用坦克和槍來殺害自己的人民這樣的方式來清場。因為當時在廣場的人已經不多,而且,那個時候,大家也沒有什麼反抗的行為,什麼都沒有,就坐在那邊。當時還有“四君子”(法廣註:劉曉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在那邊勸他們怎麼有秩序地撤退……從來沒有想到坦克開進來了!槍開了!”

“我6月3日要回香港,幫助一個人證婚。所以我6月3日就回到香港了。那天參加婚宴晚飯的時候,已經有記者報道說:開槍了!我們都不敢相信,因為當時廣場上那麼和平、有序。為什麼要開槍呢?!後來宴會結束回家以後,我們都從電視畫面上看到很多的傷者,看到救護車在來往廣場,而且看見有穿白衣年輕人滿身鮮血地被用木頭車子推着去醫院;也看到醫院很多等候救援的受傷者,而且看到醫院裡有很多遺體……當時,我想,整個香港、整個世界都震驚了。特別是香港很近,很多記者都上去,又回來,所以信息很通暢,我們都很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每個人看着電視,都流着眼淚:為什麼有這麼殘忍的政府,這麼暴虐的政府?!會殺自己的人民!使用那麼大的武器來殺自己的人民!當時我們都很憤怒,也很傷心,看到那麼多受傷的年輕示威者。但是都不曉得應該怎麼做。”

“我自己在6月4日凌晨的時候,看到那些電視畫面,我禱告:上主啊,我可以做什麼呢?好像什麼也做不到。我們在香港,他們在北京……每個人都想做什麼,都不知道怎麼樣做。所以,6月4日,所有香港人都去跑馬地哀悼,聲討製造屠殺的政權。那時候,還沒有人知道做什麼。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朱耀明牧師:“我是代表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參加支聯會的。支聯會成立之後,我被選入援救組,看有什麼需要,就提供幫助。當時有批法國醫生說北京需要一批藥品,我們就籌款,準備購買藥物,送往北京。但那次沒有做到。”

“到6月中的時候,我聽說有人開闢了所謂的“地下通道”。這個地下通道開啟的時間,我並不知道。但現在翻看歷史,看那些參加的人,他們說大概是在6月中。那些逃亡的人士為什麼逃亡呢?因為發生六四屠殺以後,馬上就有通緝令,第一個通緝令名單上有21個人,後來是30多人。有兩個通緝名單。我大概是在6月中以後,聽說有人救出了李錄,還有嚴家其夫婦。那時候,我不知道他們怎樣打開了路,他們說先同香港政府打招呼,說可能有人逃出來。那些逃亡者都沒有錢,但他們有名片,是一些記者給他們的。那些曾去幫助他們的香港同胞都給他們名片,有商界的,有文化界的……那些人逃亡的時候,就拿那些名片,通知香港一些他們認識的人,這些人通知所謂地下通道的人。他們先救了一批很出名的人,大約是十個吧。那個時候我才通過友人和媒體聽說有地下通道。”

港英政府和法國做了很偉大的工作

朱耀明牧師:“6月底時,來的人很多。開始的時候是法國政府願意收留這些 流亡的學生。”

“我覺得有兩個國家當時做了很偉大的工作。第一個是港英政府。因為這些人來到香港,一定要香港政府默許他們。不然的話,他們即便到了香港,也沒有辦法出境。它(港英政府)就告訴那些地下通道的人說,如果有國家願意收留他們(逃亡者),它就可以讓他們出境。當時,他們曾接觸美國,但是美國沒有立即做什麼決定。後來他們去法國領事館,與法國領事館孟飛龍先生(Jean-Pierre Montagne)談。孟飛龍先生當時是法國駐港副總領事。他答應了,說:我幫忙。正是因為孟先生願意幫助這些人,他簽證了,讓他們離開,所以,那些人來到香港,第一天、第二天就走了,在香港基本上沒有怎麼停留。所以,孟先生真是一位很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因為他開了門,地下通道才能夠開通。如果當時沒有人收,那香港政府也很困難。當法國說願意收的時候,地下通道就開通了。所以,那些人就可以來,然後走了。”

“但是,慢慢地人開始多了,法國政府收了很多。有些人沒有名氣,但他們也來到了香港。到6月底的時候,人數比較多了。”

法廣:有多少人呢?

朱耀明牧師:“大概是有十幾個人留在香港。因為第一個安全問題。救出來的那些人呢,先住在其他人家裡。後來,他們租了一個地方,讓這些人住下。但那個地方也不能再住了。所以,6月底的時候,司徒華先生對我說:朱牧師,你去幫幫他們吧!我就開始去幫助他們。”

“幫他們最重要的事,第一是要同香港政府談:那些人來到香港,是非法入境者。怎麼樣讓他們能在短暫的時間裡合法地留在香港?因為要有其他的國家肯接收他們,他們才可能走。我們請香港政府讓他們留在香港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但怎麼樣保證他們的安全呢?後來,他們告訴我們說,就按香港政府過去的處理方法,將那些人送到入境處,入境處審查他們的身份。如果證明他們與民運有關,就發給他們一個“行街紙”。這是一個可以臨時停留在香港的證件,這樣,他們就合法了。多半情況下,是給他們3個月的時間。有這3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去遊說其他國家收容他們。”

“我要做的第二步,是遊說其他領事館,希望他們接收。因為法國已經接收了很多。到7月份的時候,已經有幾十人去了法國。法國那邊也容不下(這麼多人),而且對那些逃亡的人照顧也很少。他們沒有那麼大的能力照顧那麼多人。我們就開始找一些地方給他們住。他們經過入境處審查之後,就可以住在我們找到的房子,等候其他國家接收。香港政府審批了以後,就把名字送到其他國家的領事館,希望其他國家能夠收容他們。我也是拿着那些名單,去領事館。”

“第三步我要做的事,是要去找其他的一些國家,比如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華人組織,這些都是從香港移民去的。還有教會。因為要去其他國家不像6月份、7月份的時候,法國當時就收容他們為難民,照顧他們。美國則要求我們找一些擔保人,要有擔保人照顧他們(離開香港後)的生活。我們就在溫哥華、多倫多、紐約、洛杉磯等地找擔保人。在7月底到8月期間,大概有七八十人停留在香港。法國當時已經說明他們不能再接收了,因為很困難,當然,10月份鄧小平出來以後,法國當時承受很大政治壓力。不能夠把整個政治壓力壓在一個國家身上,法國希望有其他國家接收。9月份的時候,美國方面表示願意收了。這樣,法國收一部分,加拿大接收一部分,那個路(地下通道)就通了。”

“我在6月底開始幫助做的就是這種工作:主要是安排他們去外國。”

香港人做了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朱耀明牧師:“你說香港人要不要做這個工作?很簡單:當時全世界的國家都很同情這場運動被殺、被追捕的人。大家都很同情他們,香港人也是這樣。所以,他們捐款、保護他們,有些人給他們提供住的地方,等等,都是基於同情。我說,香港人做這件事,幫助當時那些逃亡的人,是做了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法廣:那這些幫助這些內地逃往的人士的香港人都是那些社會階層的人呢?

朱耀明牧師:“有些是提供信息的。那些逃亡的人只有名片,有記者,還有文化界、出版界等一些曾去支持他們的人都留下了名片。這些人接到電話後,就聯繫地下通道的人。地下通道的人知道以後,安排和告訴他們去什麼地方等候,然後再從香港派船去接他們。所以,這些人中還有以前走私路線上的,什麼階層都有。後來那些逃亡的人跟我們說,在內地,也有公安、軍隊的人幫助他們。他們坐車的時候,如果發現他們,就當看不到,讓他們上車、下車等等……有很多人這樣幫助他們。正因為這樣他們才可能來到香港。”

法廣:黃雀行動持續了多長時間?

朱耀明牧師:“自6月中開始以後,一直到1997年,一直都在運作,幫助他們,照顧他們。因為有些人坐牢以後想走,我們也幫助他們離開。有些停留在香港。96年時大概有六、七十人還在香港,沒有其他國家接收。到97年的時候他們很着急,不曉得會怎麼樣、能不能離開。我就去找香港政府談,告訴他很多人都希望離開,看有什麼辦法讓他們離開。那個時候,香港政府說,如果那些逃亡的人要離開,他們希望能夠幫助他們全部離開。到97年5月,英國政府收了一批,然後它(英國政府)遊說了一些北歐國家:丹麥、瑞典、芬蘭、挪威等國家也接受了一些人。所以,這次行動應該是在1997年6月才完全結束……”

法廣:也就是在香港主權正式回歸北京之前……

朱耀明牧師:“對。”

法廣:在營救過程中,你們最擔心的危險是什麼呢?

朱耀明牧師:“困難最主要是通信的人能不能講明白地址。整個行動中有一次失敗。那是在1989年10月份。當時,有人說陳子明、王軍濤在湛江的一個地方。消息傳到香港,地下通道的人就告訴前線運作的人。但抵達那裡發現,他們不在那裡,其實是公安布下的局。結果我們有兩個人被抓了。所以,在那個時候,其實大家都很擔心,就是要如何避開上面對逃亡人士布下的局,擔心怎樣辨別真的、假的,這很重要。”

法廣:那兩名被捕的人士後來情況如何?

朱耀明牧師:“都放了。”

六四引發港人第二次逃亡

法廣:1989年的時候,雖然中英談判已經結束,但香港主權還沒有正式回歸北京。八九六四的發生在您看來,對港人和中國內地的關係有什麼影響?

朱耀明牧師:“這個影響太大了。因為我們97年回歸。但89年看到中共政權這樣殘暴,人們當然很緊張自己的命運。很多人是49年以後跑來香港的。經過20年,30年,他們安頓在香港,他們有家,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業。他們在大陸已經經歷過共產黨統治下的各種政治活動,他們是受過苦的,所以才逃來香港。現在看到共產黨用這種方法對付自己的人民,當然每個人都很恐懼。所以,那時候移民潮很高。大家都希望離開。他們第一次逃來香港,但現在香港不安全了,他們要找地方去。所以,八九事件對香港人的影響很重要。”

“當時香港人做了兩個工作。有些人希望香港人能留在香港,所以,當時有一批人去英國,遊說英國政府給香港出生的人發放(英國)護照,保障他們在主權回歸北京後的安全;另外有一批人就爭取在1991年普選整個立法局(立法會)。這兩條線,一個是爭取民主,希望能夠以民主保障人權、自由、法制。兩方面的工作都在做。最後,英國沒有給香港出生的人護照,但還是給那些敏感的人發放了居英權。所以,對香港的影響很大,那是第二次逃亡。”

法廣:換句話說,也就是八九六四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香港人爭民主的熱情……

朱耀明牧師:“對,因為只有民主才能夠捍衛我們擁有的人權、法制、自由。我們看到一個專權的政權那麼殘暴,當然民主可以有更大的保障,因為香港有些人可以離開,但更多的人不能離開,因為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可以移民去其他國家。”

* - * - * - * - *

除救助被中國警方追捕的民運人士外,30年來,港人年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燭光紀念晚會,悼念逝者,呼籲為八九正名。

然而,30年來,香港也隨着主權回歸北京,而自由空間日漸收緊。曾經幫助八九民運人士逃脫抓捕的朱耀明牧師,2019年無奈地目送因爭取特首普選而發起和平佔領中環行動的同伴被判刑、入獄。

2019年,港府開始提案修改《逃犯條例》。倘若此項修例獲得通過,北京當局將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香港引渡任何當局想要抓捕的人。30年前那次勇敢的黃雀行動恐再無複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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