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始典藏到特展，我們都看得到國立歷史博物館用藝術作品作為檔案，佐證台灣當代文化里的大陸根源，用展品這種去政治化的無聲的話語，越過社會上刻意去中國化的政治姿態，把張大千和星雲大師這兩位著名的大陸老移民對當代台灣精神的基礎性貢獻和可持續的傳承用無可辯駁不容非議的形態昭示天下。
各位好，歡迎收聽文化藝術。 今天我們播出台北的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張譽騰訪談。
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原始典藏是原河南博物館托國立故宮 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代管運抵台灣的38箱文物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歸還的51箱文物。這個博物館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最初的名字是文物美術館，1957年，蔣中正蒞臨文物美術館，並指示文物美術館定名為“國立歷史博物館”。
2012年去台灣訪問的時候，我對國立歷史博物館國家畫廊里的特展“清玩雅集20周年慶收藏展” 印象深刻。那是台灣產業界的資本巨頭把多年收藏和把玩的中國器物與字畫藏品做一個具有相當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的展示。
所謂學術意義，指的是對材質，工藝，技法，題材，風格， 年代和藝術家的考證，對於收藏歷史的整理。
所謂社會意義，主要是台灣重量級的商界人士在內戰之後到台灣繼續從政的蔣介石點名創建的以大陸文物為基本典藏的博物館裡把和民間收藏的與大陸文化有因緣有淵源的藝術作品拿出來做學術性特展，這裡面的政治意義，面對台灣社會對身份認同越來越有分歧的社會現實面前，是不言而喻的。
今年7月31日，國立歷史博物館又和佛光山的佛陀紀念館合作，舉辦“與大師面對面 張大千書畫展·星雲大師書法展”， 再次通過藝術作品將兩位在中國內戰後定居台灣的大陸人的精神，格調，文化背景，和在台灣現代與當代歷史上發揮的影響敘述給今天的社會聽。
換句話說，從原始典藏到特展，我們都看得到國立歷史博物館用藝術作品作為檔案，佐證台灣當代文化里的大陸根源，用展品這種去政治化的無聲的話語，越過社會上刻意去中國化的政治姿態，把張大千和星雲大師這兩位著名的大陸老移民對當代台灣精神的基礎性貢獻和可持續的傳承用無可辯駁不容非議的形態昭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