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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版“胡桃夾子”里的中國夢

作者
北京版“胡桃夾子”里的中國夢
 
“胡桃夾子” 劇照 中國中央芭蕾舞團

中國中央芭蕾舞團超越了在藝術經濟風險中因緣際會般勝出的樂觀,因為在文化產業開拓者必然的脆弱所參與的、所成就的美麗中,他們在文化外交的層面,呈現出有中國特色的芭蕾舞在中國民族形象和民族圖騰塑造上的精彩,這種精彩和音樂里柴可夫斯基的春風沉醉一樣,讓國際間中國文化的信仰者着迷,在着迷中執着,在執着中堅定;為了和平的生活,為了幸福的生活,在文明互鑒中享受信仰。

中國中央芭蕾舞團正在巴黎富裕的近郊上塞納河省的新劇場塞納河音樂劇院里連續舉辦11場北京版的傳統芭蕾舞劇“胡桃夾子”, 中文名字叫“過年”。

和通常有造詣的舞蹈里那種由脆弱和力度交織起來的美感一樣,他們的演出既讓人擔心,又讓人過癮。

在一個有3000個座位的新劇場里,在過去沒有打過交道的上塞納河省,在陌生的觀眾面前,由68位舞者組成的大型團隊,加上在法國當地請的交響樂團,連續公演11場同樣的劇目,這是一個賭注。舞團專門從北京飛來,萬一觀眾數量不夠,那種挫折和損失一定動人心弦, 就好比舞者在做高難度的動作,把觀眾們的心揪起來那樣。

雖然懸念一直讓人提心弔膽,但在連續經過6、7場演出之後,特別是在同一天有下午場和夜晚場兩場演出,劇院里的人群看起來還是那麼飽滿的時侯,快要做成功了的線索就在眼前,當把躲迷藏一樣的好的預感抓住,摟着,這就象一種癮, 過癮!

中央芭蕾舞團演出的“胡桃夾子”的音樂,是柴可夫斯基在憂鬱的基座上,開光一般地發展出來的在青春活力里洋溢着的生動和在幻象里展開的情操;那是一種對美好的嚮往,對強健里透出的溫柔的渴望,對愛情的想象,對抒情的堅持不懈。

19世紀末,聖彼得堡的劇場把這種感情放進了聖誕節前夜的萬家燈火里,讓人們在俄羅斯的風土人情里,在上流社會規規矩矩的作風裡,接受柴可夫斯基虛幻出的含蓄卻盎然的春意。

但是中國中央芭蕾舞團拆開了聖彼得堡的天主教包裝,就像讓佛教在敦煌接受漢風的浸潤一樣,讓柴可夫斯基的那種超凡脫俗,那種海市蜃樓,那種對身體和對精神的烏托邦,在華人春節的氣氛里起伏,遊盪,貫穿,顫抖,跳躍,衝刺。

在感官豐富的高級娛樂里,以馮英為藝術總監和團長的中央芭蕾舞團,讓中國文化里的符號象珍珠一樣被柴可夫斯基的感情的線索串起來。主演舞者馬曉東,象卡拉斯用寬厚而大號的嗓門唱花腔女高音那樣,用敦實的體型,在汗水的濕潤里,跳出弗洛伊德的畫面里那種男模一般的王子,在嚴格規範的芭蕾程式里,馬曉東用一種男孩的率真和真誠的爽朗,把柴可夫斯基的那種離騷用完全不同於纖細嫵媚的調子,彈跳出來,跨出來,挺出來,扶出來。讓情竇初開的少女,在音樂里如癡如醉的飛翔,象挑着扁擔一樣,把音樂家一籮筐一籮筐的神采飛揚,興奮給你看,羞澀給你看,扭給你看,滑給你看,一收一放,一松一緊,在韻律里,在節奏里,從低音到高音,從純粹到復調,從恍惚到莊嚴。

但音樂的感官,身體的感官,律動,氣息,青春,都在為另一個重要議題服務:那就是創作者們着意突出的中國故事。在撩動的抽象里,中央芭蕾舞團讓你看到具象,那是中國過年的氣氛,是燈籠,是青花瓷,是仙鶴, 是鞭炮, 是紅雙喜。

17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用紀錄他的身體和動作的芭蕾舞譜在歐洲各宮廷的普及來整合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法國主導的風尚和精神。 21世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多元文化里的文明互鑒; 在互鑒的背景里,他要求文化發展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中央芭蕾舞團的上級主管部門中國文化和旅遊部把這些要求清楚地發表在官方的網站上。

顯然,在巴黎塞納河音樂劇院里上演的“胡桃夾子”的中國版“過年”,是對應我們這個時代北京的文化決策創作出來的。

這種對應是在中國國情里完成的,與中國國內的藝術市場同呼吸共命運。但是拿到歐洲來,在比中國觀眾席多一倍的巴黎劇院里,要創造在中國都不曾有過的11場的紀錄,在商業上好像有一點驚險。

就像芭蕾舞本身一樣,即使在複雜的高難度動作的驚險中過關,並不意味者藝術的高超。藝術的精妙,在於出其不意的反規則,讓觀眾舒服到找不到合適的詞來形容他們的過癮。那麼, 看演出組織得是不是成功,除了從文化經濟的角度來做技術性考察外, 還要看文藝演出的社會影響,要考察在國際範圍里,藝術工作對社會關切、社會思潮的貢獻是什麼。

法國的日本留學生、藝術家大塚竜駆在巴黎Parsons藝術學院的組織下和同學們一起去塞納河音樂劇院看了中國版“胡桃夾子”。那一天是10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北京,拜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一開始, 大塚竜駆並沒有把眼前的芭蕾舞劇和日本首相訪華聯繫起來。他覺得北京來的演出好看, 就那麼簡單。這位22歲的大男生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里,看到的是女舞者的性感。

但是看着,看着,他以藝術家的敏感,注意到這個題為過年的“胡桃夾子”的中國版里的歐洲故事的根底與中國風格的結合。

他覺得好奇,覺得有意思,他有興趣。於是,使勁把眼前看到的視覺形象默記在心裡。他回到家,用素描把這些形象,片段的,提綱挈領的,連續地紀錄下來,就像當年中國畫家葉潛予給舞蹈家太太戴愛蓮紀錄那樣。 竜駆記住了一部分,記不全。

他覺得好玩,對舞劇裡面的中國符號很敏感。於是他把想象的和看到的,寫實的和寫意的, 結合起來, 用水彩、水墨、彩色鉛筆等不同的方法,把他理解的、發揮的中國芭蕾的印象畫了出來。

後來他知道了安倍晉三訪問北京的消息。他要異想天開天就開,決定把作品的複製件分別寄給他的安倍首相和中國文化和旅遊部長雒樹剛。

他在給雒樹剛的信中說,“這台演出里的文化實驗讓我印象深刻,它把東方和西方的文化結合在一起, 讓我感到在情感上有一種聯結。從文化外交的角度去看,這種東西結合把各地人民凝聚在了一起。”

“文化本身是審美,是娛樂,是經濟,當然還有更多的層面。更重要的是,它有感情的力量,是各地的人民和平共處的驅動力之一。”

“作為青年學生,在這個中日關係改善和將有更多文化合作的有利的大背景下,我看到東西合璧的芭蕾,我也想用我的藝術為國際關係, 尤其是中日關係,出現新動能的轉折點做一點貢獻。”

“我希望在巴黎,在東京,在北京和世界其他地方舉辦以中國芭蕾舞為題材的展覽,用日本青年藝術家的視角和才能來反映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的中國文化,不僅為了藝術本身,也為了促進世界不同文化里的人民的愛與和平;大家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建設未來,就像中國人和日本人那樣。”

竜駆是住在巴黎的國際觀眾里的一員,他對中央芭蕾舞團版的胡桃夾子的反饋,就像顯微鏡下的標本一樣,很微觀、很具象地讓我們看到演出在哪一個層面對演出地的觀眾產生影響, 它為宏觀的判斷提供客觀根據。

竜駆用藝術家的敏感, 通過繪畫對中央芭蕾舞團的胡桃夾子里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再度紀錄、再度呈現、再度轉換。他的反應讓我們看到,感官的共鳴、形式的審美對民族性特徵的分享和認同的作用與貢獻。這種分享和認同在多元文化的背景里,是包容,更是相互欣賞; 中央芭蕾舞團的演出讓這種包容和相互欣賞喚起了國際上更多的文藝家對文明互鑒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在認同和興趣中,產生對國家間、區域間和平共處的共識。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中央芭蕾舞團超越了在藝術經濟風險中因緣際會般勝出的樂觀,因為在文化產業開拓者必然的脆弱所參與的、所成就的美麗中,他們在文化外交的層面,呈現出有中國特色的芭蕾舞在中國民族形象和民族圖騰塑造上的精彩,這種精彩和音樂里柴可夫斯基的春風沉醉一樣,讓國際間中國文化的信仰者着迷,在着迷中執着,在執着中堅定;為了和平的生活,為了幸福的生活,在文明互鑒中享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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