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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咒與解咒--民主沒有階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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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咒與解咒--民主沒有階級性
作者:高寒
(首發於《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0年9月15日

 中國這三十年來,每到一個政治敏感時期,就總有人出來忙不迭地念“姓社姓資”的緊箍咒。過去,即使如強人鄧小平,也只能將這勞什子摔在一旁死死壓住不準念;但對該緊箍咒本身,他卻是奈何不得的。

今天,正當溫家寶的深圳講話引發海內外廣泛熱議的時刻,九月四日,光明日報在其冠之以“中國新聞獎名專欄”的“光明論壇”中,不失時機地推出了“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一文,即可說是這最新一輪“緊箍咒”發出的第一道咒語。

(一)

這道咒語首當其衝念曰:要“分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

嗯,是得“分清界限”!

不過須知,這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可謂形形色、汗牛充棟,但視“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之歷史必然前提”的社會主義,卻只有一個,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故我首先要請問當今中國的念咒大師,你們口中念念有詞的“社會主義”,就是這科學社會主義嗎?

在科學社會主義看來:“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在科學社會主義看來:“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所能解決的任務。”(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現在請問當今中國的念咒大師,你們是否承認馬克思的上述論斷?是否承認上述論斷的普適性?是否承認上述論斷所蘊含著的那個嚴整的歷史哲學----唯物史觀?

如果承認,那麼請問:你們所謂的“社會主義”,是從哪裡來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這個被號稱為“一窮二白”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就已經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了嗎?彼時彼刻中國的既定生產力基礎,就可以讓挾內戰雄風的勝利者,“隨心所欲地創造”出一個“社會主義”來嗎?

如果不承認,那麼請問:你們有何資格拿馬克思主義詞句當咒語來念?你們有何資格在中國建“馬克思主義”宗教裁判所?進而言之,用國家強制力,將馬克思主義變作國教,當作咒語來玩弄的所謂“馬克思主義”,還算是、還能是本來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嗎?

由此可見,在“分清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之前,對其中的所謂“社會主義”部分,就還得先分清是“科學社會主義”,還是“空想社會主義”乃至“封建社會主義”,就先得分清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界限。

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二)

這道咒語緊接着念曰:“在回答‘由誰統治’這個問題上,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很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當今中國的念咒大師看來,只要他們起勁地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他們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無產階級”的ID,就自然而然地佔據了話語和道義制高點,就自然而然地高於“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了。

且慢,請問中國的念咒大師:

第一,難道今天中國之“社會主義”與否,不是根據其社會現實,而是根據其所貼的標籤,或領袖的“良好願望”,甚至當權者的自吹自擂?

第二,難道整個世界史不都在在地顯示出,那些個低於資產階級文明的前資本主義歷史時期的代表者,即各國的封建貴族特權階級,不都一個個頑固地拒絕退出歷史舞台,不都因此而大反特反資產階級、大反特反資本主義?

請看如下“截然不同的答案”,它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反動的社會主義”一節:

“為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做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迴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真正的’社會主義就得到了一個好機會,把社會主義的要求同政治運動對立起來,用詛咒異端邪說的傳統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向人民群眾大肆宣揚,說什麼在這個資產階級運動中,人民群眾非但一無所得,反而會失去一切。”

請君入甕吧,當今中國的念咒大師!

(三)

這道咒語繼續念曰:“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在‘如何統治’的問題上也大相徑庭。”

不錯,確實“大相徑庭”!

常言道,比較是醫治受騙的良藥。

下面我們先來看看被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稱作是“新社會曙光”的巴黎公社,是“如何統治”的吧: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着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它工人同樣的工資。”(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

今天,當我們面對將“普選”視為“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化”、乃至“敵對勢力的聲音”而拼力排拒,面對“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的中國特色,面對“工資基本不用”的“公僕們”那“三公消費”的天文數字,面對……,一句話,面對種種五花八門的身邊貪腐現實,我們才真正明白:科學社會主義與“特色社會主義”是怎樣地“大相徑庭”的。

真箇是: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如此,我們就更由衷地讚歎當今中國念咒大師所練就的那一套臉不紅、心不跳的過人本領了!

是的,當年的巴黎公社,即使是在短兵相接的戰爭時期,卻也是自發地、自然而然地實行着多元共存、民選官員這樣的政治文明。這是因為,這種政治文化早就在資本主義文明中,成了巴黎人如同空氣、陽光一樣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成了他們的文化慣性,也成為巴黎工人階級可以從資產階級----此時此刻正在用血與火拚死反撲的階級敵人----文明中立即繼承過來的政治遺產,儘管該文明之硬件即現成的國家機器必須被立即打碎。

由此可見,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社會主義民主,從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在“如何統治”即政體形式上,與資本主義民主的政體形式,不僅不是一種政治制度的絕緣關係,而且還不能不是一種歷史上的承繼關係,即:若沒有那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且有着相應的物質生產力為前提的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墊底,任何民族的歷史都不會發生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民主政體。這就是在1891年的3月和6月,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恩格斯曾先後在論及“無產階級專政”時,所要明確表達的意思:“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法蘭西內戰》導言),“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點。”(《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

不過,對於任何新建的政治制度而言,不是這樣一種歷史文明墊底,就一定會是那樣一種歷史文明墊底。這在中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既然沒有充分發展了的資本主義文明墊底,那就自然而然只有那“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澤東《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的文明墊底了。如此便不難理解,在這樣一種文明基礎上“隨心所欲創造”出來、並深深地影響至今的特色“社會主義”,與巴黎公社是怎樣地“大相徑庭”了。

(四)

今天,面對中國念咒大師們那一套又一套用馬克思主義詞句術語編製起來、且自成體系的“咒語”,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往往是或者用嬉笑怒罵來排解一下憤怒,或者靠聳一聳肩來表示一種輕蔑,但卻又都難掩其在理論上的束手無策和無能為力。

究其根本原因,恐怕還在於,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對馬克思主義那深入骨髓的偏見。正是這種偏見,使之既無法從根本上了解本來意義上的經典馬克思主義,也無法了解與世界歷史進程共同着命運,且在各國社會黨、尤其是瑞典模式中展示出強勁生命力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誠如伯恩斯坦所言,“作為世界歷史性運動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不僅就時間順序來說,而且就精神內容來說,都是它的正統的繼承者。”《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

試想,在談及“普世價值”時,你不從價值觀的歷史性、相對性上來闡述其現實性和絕對性,即從特定時空的相對意義中,來闡發這“普世價值”的絕對意義,那你又怎麼可能有着集“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和邏輯判斷”於一爐的嚴整性,你又怎麼可能是那幫“玩”馬克思主義術語的念咒大師們的對手,你又怎麼可能不陷入“雞同鴨講”的窘境?

至於那些個完全不懂得“絕不能將基本價值觀直接拿來當政治操作乾飯吃”的政治幼稚病患者,譬如那位大罵溫家寶的余傑,則不足為道。但我必須提醒,倘若今天中國再次發生當年那種重大事變,這幫人將一定會是令其進退失據的害群之馬。當然,對余傑之流的“解咒”,擬將另文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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