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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青年院士汲喆談“後89中國的政教關係”

media 汲喆在演講 安琪攝

摘要:後1989既是中共體制面 臨正當性危機的時代,同時也是這一體制藉助新手段向社會與文化領域全面殖民的時代。這既為宗教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條件,也限制了宗教發展的模式和方向。

 

 


法國青年院士汲喆談“後89中國的政教關係”----巴黎“自由談”沙龍紀要

作者:安琪

 

新春之際,巴黎“自由談”沙龍特邀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副教授、法國大學研究院(IUF)青年院士汲喆先生,做題為“後89中國的政教關係”的演講。

汲喆生於1974 年,199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1999年就讀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社會學系,2007年獲得博士學位,研究主題是現代性與佛 教變遷。汲喆第一次來沙龍演講是2005年就讀博士期間,講題是“民間之學與在野之禮――當代儒家的教育實踐與政治論述”。十年後的今天,作為第二次沙龍 演講,他已然是一位宗教社會學領域裡頗有建樹的資深研究者了。

汲喆認為:與東歐、前蘇聯國家不同,1989年的歷史意義尚未在當代中國宗教研究中得到充 分認識。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傾向於將1989年失敗的民主運動看作是一個歷史插曲,所以通常將“後毛時代”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歷史階段。但事實 上,1989年標誌着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一次重大轉型。在政治上,“穩定”的要求壓倒了“改革”的要求,中共體制的合法性的維持既要高度依賴於經濟 增長,也訴諸更為精密的宣傳和警察體制。與此同時,市場化從1992年中國開始全面展開,但市場絕不是“自由的”,而是被權力高度壟斷的。國家有條件地退 出了部分私人領域,但公民的社會權利仍處在被剝奪的狀態;這使得社會關係與文化生活出現了空洞化,意義和正義變得稀缺。換言之,後1989既是中共體制面 臨正當性危機的時代,同時也是這一體制藉助新手段向社會與文化領域全面殖民的時代。這既為宗教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條件,也限制了宗教發展的模式和方向。

在演講中,汲喆通過一系列具體實例指出,後89時代的宗教復興與宗教的世俗化並存。一方面,宗教壓制不再訴諸意識形態理由,而取決於宗教的社會動員的規模和可控程度。另一方面,宗教被高度工具化,宗教的文化資本往往被徵用於經濟和政治目的。

汲喆重申後極權概念,他認為:“文革”後到89前是探索階段,89後是真正的後極權時代,即鄧小平時代(以6.4開槍為界)。89之後江、胡都是鄧時代的代理人。習近平上台,意味着鄧小平時代的結束,後毛時代的開始。

圍繞着汲喆的演講,大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話題包括當代中國的政教關係、中西方研究者對“後極權”的不同思路、宗教的價值定位、中國民間宗教現狀,以及法國大革命究竟是以宗教之名展開的政治革命還是啟蒙運動等等。

在法國華人學界素有青年才俊之譽的汲喆著述甚豐,除撰寫專著和論文外,他翻譯了許多西方經典著作和專論,特別是對社會學奠基人之一塗爾乾的多本著作和論文的翻譯出版,備受學界矚目。他多次在不同國家進行學術演講和交流,均獲高度評價。

蘇格拉底說:“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這裡,汲喆以學者的職責和使命感,直面中國社會的政治、宗教、公民權利等問題。他的定力,源於他的實力和自信。中國古賢強調的格物致知,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這次活動是巴黎“自由談”沙龍20週年系列活動之一。本沙龍特此感謝汲喆先生與大家分享他的研究成果!

原載『明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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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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