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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旁觀者雷蒙·阿隆第四節 戰後時代的分化與對峙

介入的旁觀者雷蒙·阿隆第四節  戰後時代的分化與對峙
 
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 網絡圖片

[提要] 二次大戰之後,反納粹德國的統一戰線迅速瓦解,雅爾塔會議對東西方勢力範圍的畫分,實際上是西方民主國家與集權國家和平共處的幻想。同樣面對納粹,對英美來說,保家衛國是捍衛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對蘇聯而言,衛國戰爭事實上是捍衛另一種價值,戰爭的結果是維護了集權統治,甚至在可能時要擴展暴政的範圍。這是人類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對法國知識界當然有極大的影響。

問:雅爾塔體系轉為冷戰格局,這裡有沒有必然性?

答:談雷蒙阿隆的思想,必然會和世界當代史聯繫在一起。因為他的許多重要著作,甚至是理論性極強的著作,都是針對當時法國社會中,政治、外交和思想上的交鋒而展開的。所以你問的這個問題很關鍵。我們先要在歷史中考究一番,然後再談阿隆的想法。

雅爾塔會議是在1945年2月4日召開,地址選在當時蘇聯的克里米亞半島雅爾塔城理瓦幾亞宮,這就顯出斯大林心思的狡詐。理瓦幾亞宮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行宮,沙皇一家早被布爾什維克殘殺了,斯大林偏選在這裡來和英美首腦會晤,他的理由是他忙,不能出國。可1943年,蘇德戰爭中,蘇聯勝敗未卜的時刻,為了催促英美儘快開闢第二戰場,斯大林不是乖乖出國,到了德黑蘭開會嗎?現在斯大林穩操勝券了,他就要丘吉爾和羅斯福來沙皇行宮中朝拜他。與共產國家的首腦相比,民主國家的首腦要更實在一點兒。其實羅斯福已經病得相當厲害了,還是不遠萬里,跨洋跨海來到雅爾塔。他當時主要是想說服斯大林讓蘇聯參加聯合國籌建,這樣可以建立一個戰後大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同時又要說服斯大林廢止對日和約,出兵與日本作戰。當時的羅斯福抱着和蘇聯這個極權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共同保證戰後和平的幻想。丘吉爾倒是心裡很明白,他在與德國納粹戰鬥得最激烈時候,曾說過一句話,希特勒如果入侵地獄,我寧願與魔鬼合作來打敗他。所以他對共產制度有很深入的了解。他與斯大林的合作,是抱着與魔鬼合作的想法。但是丘吉爾在會上還是提出,在解放東歐國家之後,應該允許人民自由選舉自己的政府。雅爾塔會議雖然規定被解放各國人民有自由選舉的權利,但是斯大林堅持東歐必須由他來控制,他要建立的是一個紅色帝國。但是英美無意與蘇聯開戰,所以實際上是民主國家放棄了捍衛東歐國家人民自由權利的努力。

問:但是一年之後,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所發表的演說,表明他很清楚這一點!

答:是的。我們真該欽佩和感激這位英國佬。他在70多年前講的話,到今天還是那麼具有現實性。比如,他明確提出兩個掠奪者的概念,也就是兩個掠奪走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勢力,戰爭和暴政。46年二次大戰剛剛結束,他面對的是戰爭造成的後果,毀壞的城市,食品短缺,疾病流行,人民流離失所。這是大家都眼見的事實。但是暴政在哪裡呢?希特勒、墨索里尼不是已經被打敗了嗎?丘吉爾在這裡講了一段著名的話。他說:“接着,我要談一下第二個掠奪者,威脅着千百萬普通百姓的第二掠奪者就是暴政。我們不能無視一個事實,就是美國和大英帝國公民在兩國境內到處都能享受的自由,在相當多的國家裡並不存在。其中一些國家還十分強大,在這些國家內部,各種大包大攬的警察政府,對老百姓強加控制,以至壓倒和違背了一切民主原則,獨裁者或是組織嚴密的寡頭集團,通過享有特權的單一黨派,和政治警察隊伍,毫無節制地行使着國家大權。在這多難的歲月,我們的責任不是以武力干預那些我們不曾在戰爭中征服的國家的內部事務,但是我們絕不能放棄以大無畏的聲調,宣揚自由的偉大原則和基本人權”。隨後丘吉爾準確地描述了鐵幕的範圍。他說:“從波羅地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一道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落下。在這條線後面,坐落着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都城,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都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的勢力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高壓控制”。

問:丘吉爾已經預見到兩種意識形態、兩種制度必然對抗的前景!

答:是的,冷戰這個字眼雖然還沒有用,但確實二戰大勝之後,許多人心頭反蒙上了陰影,因為一次大戰結束時,共產制度還遠沒有形成勢力,蘇俄能否生存下來也還是未定之天。可二戰結束後,民主制度已經不得不向共產制度讓出半壁江山,它能否堅持生存下去,全靠自由世界的決心,和對共產制度的明確認知。丘吉爾在講話中,專門拿一次大戰結束後的情況,與他現實的感覺作對比。他說:“將當時的情況與眼下相比,實在讓我心如刀絞。當時的人們懷着高漲的希望與無限的信心,相信戰爭永不會再來,相信國聯無所不能。在眼下這個動蕩的世界,我完全沒有看到或感受到相同的信心和希望”。有趣的是,我在雷蒙阿隆的書中,竟然發現他有與丘吉爾完全一樣的感受。他說:“1918年我13歲,住在凡爾賽。一位親戚帶我到巴黎,任何人也想象不出來,必須親眼看到,大家在街上擁抱,所有的人,市民,工人職員,青年,老人,這是民眾的狂熱、喜悅,沒有仇恨,只有一種歡樂和放鬆。於此相反,1945年5月,巴黎悲哀之極。我看到的就是這樣。我想起有一天我同於勒·盧瓦交談,他同我一樣,也為這種悲哀、失望震撼了“。雷蒙阿隆沒有說,他為什麼悲觀,但從他寫的書里,我們可以看出,他和丘吉爾有一樣的擔心。他說:“我論專制時代的文章里,很多對於集權制的分析,與我在1945年之後所作的分析很相似。我認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樣排除一切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公民投票只不過是象徵性的鬧劇,藉此叫人民群眾把自己的主權託付給大權獨攬的主子。其次是個人自由,德國公民、意大利公民和俄國公民,都沒有辦法對濫用權力提出申訴,公職人員、共產黨員、地方上的納粹頭頭、法西斯黨的支部書記,都是上級手下的奴僕,可是對老百姓卻如狼似虎。再就是思想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科研自由,一切自由都銷聲匿跡。在英國的民主生活中,有一句很棒的話,反對派為公眾服務,而在集權國家,反對派卻有大逆不道之罪”。

問:雷蒙阿隆很明確,把蘇聯的制度和納粹制度看成一回事兒!

答:是這樣。但是細節上還是有區別。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檢討了自己對蘇俄的分析,認為對蘇聯當時的分析還不夠透徹。這也難怪,當時蘇聯和英法美畢竟是同盟,共同反擊納粹。好,下一次我們再來看看他如何檢討他對蘇聯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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