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隨着德雷福斯事件的進展，法國知識界日益分裂。一些著名的文人，面對這起冤案的鐵的事實，竟然閉目不看。在他們心中，正義真理、個人尊嚴與自由，這些價值遠遠比不上陸軍榮譽、國家臉面來得重要，因為前者太抽象，屬於不實用的價值，後者卻反映現實的政治正確。
問：德雷福斯一案揭出的材料，已足夠翻案了，可為什麼德雷福斯始終不能獲得平反呢？
答：這固然是因為軍方的態度，但一些知識界的名人，大聲鼓噪，也在社會中鼓勵了反德雷福斯的勢力。比如巴雷斯，就攻擊德雷福斯陣營的知識分子，是“半吊子的讀書人”，攻擊那些在德雷福斯重審呼籲書上簽名的知識分子，是要造一本“精英名錄”。莫拉斯則在亨利自殺後，在《法國新聞》上痛悼他，甚至說亨利偽造文件是“愛國偽造”，是亨利一生“最佳戰績”。他被那種愛國激情弄得胡言亂語、是非不分。他為亨利的偽造行為叫好，說“你並不缺乏力量、決心與策略，只是在最後的時日，欠缺好運。因運氣而導致的失敗，不會使我們忘記你的聰明性格、冒險精神，促使你為國家服務的敏銳心智。你那不幸的偽造，會被視為你的最佳戰績之一。你已用你的鮮血過多地補償了那最可悲的失敗”。聽友們請注意，就是這個認為只要是愛國，連偽造證據，陷人於罪等惡行都成了偉大戰績的莫拉斯，最後成為維希政府和納粹的幫兇，戰後以叛國罪被判終身監禁。當他知道判決結果時，他自己承認“這是德雷福斯的報復”。終於，德雷福斯的陣營開始行動了。9月3日，德雷福斯的太太露西正式提出上訴。10月29日，法庭投票要正式調查德雷福斯事件。這次是由普通法院重啟調查。
問：可最重要的證人皮卡爾上校還關在監獄裡啊！
答：皮卡爾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他身上，什麼祖國、軍隊的榮譽，都不如正義和個人自由來得重要。他是一位最熱愛法國陸軍的軍官，但是他認為，這種熱愛要建立在正義與自由之上。9月21日，在他被轉往另一個監獄之前，他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要讓大家知道的是，若在我的牢房裡，找到皮卡爾的絞索，或亨利的刀片，那將是一樁謀殺。因為像我這樣的人，從不會想到自殺”。1899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主審法官巴洛·博普雷在法庭上拿着那份作為罪證的備忘錄，詢問：“這是這項指控的主要物證，它是德雷福斯所寫的嗎？”沒有人回答他。他自己站起來說，“經深入調查後，我本人的結論是，備忘錄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奇所寫”。6月3日，首席法官判定，1894年對德雷福斯的判決無效，命令被告在雷恩區的布雷頓軍事法庭重新接受審判。終於，德雷福斯回到了法國。滿心希望地接受他認為必被改判無罪的再審。但萬萬想不到的是，面對鐵證如山，那幾名軍事法官，硬以五比二的票數，再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只是加上了，因當時情況特殊，而減刑為十年監禁。這次不僅法國，全世界都怒了。左拉隨即宣稱：“人類最臭名昭著的、可憎的紀念碑豎立起來了”。倫敦、羅馬、紐約、布魯塞爾等世界各大城市，人們上街抗議，焚燒法國國旗，法庭接到全世界潮水般湧來的抗議信。這時有人開始提出要杯葛1900年法國世界博覽會，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國家活動與人權相聯繫。左拉斷言：“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一個無辜者兩次被判有罪，太陽必然為之黯淡，世界人民必會挺身抗議”。他指出：“一個國家能夠在文明世界面前主持這樣的審判，依據它的倫理及理智進行這樣的調查，必然是正經歷着一場可怕的危機，這個國家是否已然垂危，我們正陷入有毒的泥沼中，能否找到一股善良、潔凈、正義的泉水，將我們徹底洗刷乾淨？”
問：這一百多年前的質問，今天聽來仍然讓人心驚。
答：那是因為在當今世界上，這種以國家名義進行的司法迫害仍然屢見不鮮，只是出於實際的國家利益，商業利益，軍事利益，地緣政治，世界上已經很少有國家出來主持正義了。我們對政治迫害已見怪不怪，麻木不仁了。左拉還指出，這個二審定罪，是法蘭西的“倫理色當”。我們知道普法戰爭中，法軍在色當一役大敗，拿破崙三世都被人活捉，這算是法國歷史上的奇恥大辱。所以當左拉說：“我們在倫理的色當之役戰敗了，這比那一場色當之役敗北慘過百倍，因為後者涉及的只是流血與戰死”。也就是說，左拉認為，一個民族道德上的敗壞，比一場戰爭的失敗要嚴重得多。這也正是班達所要闡述的觀點。面對就要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左拉說：“是否會讓世界博覽會成為下流的巢穴，好讓全世界光臨，來尋歡作樂？”他大聲疾呼：“無論要做的補救多麼痛苦，也不要延誤。我們必須恢復我們的聲譽，好讓我們能歡迎世人光臨已經康復重生的法國”。這樣的召喚，加上抵製法國博覽會的呼聲，讓法國政府不得不尋找對策，最後以總統赦免的方式，還德雷福斯以自由。但德雷福斯在朋友的勸說下，接受這一赦免後宣布；“共和政府使我重獲自由，但沒有尊榮。我仍是那個可怕的司法錯誤的受害人。我要讓整個法國知道，在最終的判決中，我是清白的”。左拉又給共和國總統寫信，給這個赦免定性：“閣下今天以可恥的大赦代替正義，這不但傷害了國家的良心，也腐蝕了國家的道德”。聽友們可能會問，放了你就得了，幹嘛還那麼較真兒，讓國家領導下不來台？但是我想對朋友們說，這正是西方知識人的優點。他們要求正義原則的實現，而不管你實際上得到了什麼，人是放了，而正義沒有實現。這在他們看來，根本就是個錯誤，是道德缺失。也正因為有這種追求絕對價值的較真兒，才有使子孫後代永享自由的可能性。也正是因為在我們那裡，不追求絕對價值、絕對正義，沒有超驗性的思維，才會造就一群無恥下賤的東西，把文革這種民族大災難稱為“探索”。可是，這個“探索”是以千百萬中國人的鮮血和白骨為代價的。這種“探索”是萬惡不赦的罪行。
問：那麼這場司法鬥爭又持續了多久？
答：1903年，德雷福斯又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終於在1906年7月12日，最高法院宣判：“本庭宣布，1899年判處德雷福斯10年監禁與取消軍階的雷恩軍事法庭裁決無效”。這才算正式宣告德雷福斯無罪。隨後在7月2日，在11年前舉行拔階儀式的同一個地方，軍事學院中庭，舉行晉陞他為少校，並授榮譽軍團勳章的儀式。後來，在法國，大家好像心照不宣地不再提及德雷福斯事件，他本人一戰中重新入軍隊服務，成就非凡，1935年死於巴黎。而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維希政府迫害猶太人，他的妻子露西藏身於天主教修道院中，保全了性命。他的後代參加抵抗運動，其中在他晚年最經常陪伴他的孫女瑪德琳娜被法奸告密出賣，被納粹逮捕，送到奧斯威辛，最後慘死。在法國匆匆投降德國，貝當政府參與迫害猶太人時，漢娜·阿倫特指出：“法國之所以沒落，是因為它已沒有真正的德雷福斯陣營的人士，沒有人相信民主與自由、平等與正義在共和國中，仍能被認可和落實”。但法國畢竟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立國的，所以法國的基本價值雖然有時流失，但終將恢復。在紀念左拉《我控訴》發表100周年的1998年，希拉克總統給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後代寫了一封信，這是法國歷史上一份偉大的文件。信中說：“維希政府之後五十年，我們知道惡的勢力，不寬容不正義能夠滲入國家的最高層，但是我們也知道，在真理閃光的剎那，偉大、強壯、團結與警惕的法國，懂得如何返回正途和改善。無疑，多年來，這正是左拉與德雷福斯穿越時空對我們說的。因為這兩位傑出之士，對我們的共同價值，國家與共和的價值，充滿信心”。這是共和國對德雷福斯的正式致敬，也是向知識分子捍衛普世價值的天然責任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