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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價值的捍衛者朱利安·班達第六節 知識人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知識分子價值的捍衛者朱利安·班達第六節  知識人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知識分子價值的捍衛者朱利.班達 網絡圖片

[提要] 面對法國知識人分裂為左右兩派,班達一方面批評莫拉斯為代表的民粹國家主義思潮,另一方面對勒菲弗爾等信奉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左派知識人,也同樣批評。他認為,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人,同樣也背叛了知識人的基本信條。

問:班達對國家主義和秩序主義的批判是相當嚴厲的,但他對左翼知識人又怎樣看呢

答:我們在前面講雷蒙阿隆和德雷福斯事件時,已談到法國知識界的分裂。但是我們知道左右兩翼其實都有不同的層次,因為有些知識分子雖然左傾,但並不信奉共產主義,只是對蘇俄制度有所同情。像雷蒙阿隆批評的梅洛·龐蒂等人,就屬於同情左翼但批判辯證唯物論的人。而班達針對的,則是那些信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人,比如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亨利·勒菲弗爾。班達批評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因為在班達看來,辯證唯物主義宣稱人的精神、理性是附着在物質自身變化之上的,用我們常說的話,就是物質決定精神。而班達認為,作為精神活動代表的知識人,恰恰應該用他的理性去指導和界定人類創造物質世界的活動。而且,辯證唯物主義信奉事物的發展變化,是辯證邏輯所要把握的對象,所以它就會提出,某種事物的性質“既是這樣又不是這樣”這種詭辯式的表述。班達堅信理性就是要把握確定的東西,這在後面我們談到他所規定的知識人的價值標準時,還會談到這一點。

問:班達的思路倒是很一致,推崇精神活動,輕視實用目的。

答:是的。我們看他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就能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比如,他批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承認有永恆抽象的正義,而是把正義看作隨社會形態的變化而變化,隨人所持的階級立場的變化而變化。班達堅信,正義的原則是不以事件地點而轉移的。其實他所要表達的,是正義的理念是不會變化的,是人類始終要堅守的。而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正義是依階級立場而畫分的,是可以隨政治目的的需要而變化的。比如,搶劫是一種犯罪,但是當布爾什維克黨需要經費,他們打劫銀行卻可以被看作正義的革命行動。問題的關鍵是,你是否相信有一種終極價值,統攝人類的道德標準。班達認為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認為沒有。所以到現在,像中國就不承認有普世價值。這一點很重要,正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承認有什麼永恆價值和普遍標準,所以共產革命中才可以允許各種衝破一般人類道德標準的做法,殺害無辜是犯罪,但是如果你殺的這個無辜者是屬於階級敵人陣營的,那你就合理了。所以共產體制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的。因為法律必須依賴於普遍正義原則,所以班達舉歷史為證,巴比倫帝國的尼布甲尼撒把老百姓像牛一樣穿鼻帶環驅趕在迦勒底大道上,中世紀的領主把農奴像牲口一樣拴在磨盤上拉磨,搶走他們的妻兒,路易十四時代的科爾貝罰那些青少年終身畫苦役船。這種種行為,不管在哪個時代發生,受難人感受到的是同樣的不正義,因為“正義的概念超越了歷史進程,人類的良心有共知同感”。他們都要反抗不義,這是永恆的正義要求。在這個意義上,正義不像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論述的,相反它是恆定的statique。班達斷言:“抽象正義的觀念,是人類與生具有的觀念,就像人類有原因觀念,有同一率觀念一樣”。

問:這一點並不難理解,正義的階級性也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洗腦教育的內容之一。

答:其實班達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始終不離對古典哲學原理的持守。他提出的第二個批評針對的,是在真理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態度。他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不承認有永恆真理的。他們的真理觀是實用主義的,因此可以前後矛盾,以今是否昨是,只要對政治行動有利,可以任意改變正義標準。班達指出:“以實用為目的的人,出於獲得成功的需要,可以隨時推翻從前的承諾”。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共產運動實踐中找到不少例子,比如在國共兩黨爭奪政權的過程中,共產黨對外宣傳的是,它要建立一個美國式的民主自由的國家。1943年9月11日,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文章,列舉他們承諾的中國民主未來的前景,文章許諾:“走英美民主道路,實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取締一黨專制,不能以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拖延實行民主”。當時,他們對外的宣傳是把這些民主理想當作一種真理來宣傳。但70多年之後的今天,這些當年的言論夠得上危害國家安全罪了。班達特地用了斯大林的一個概念“活價值”,來說明這種對真理確定性的否定。在班達看來,如果一個知識人認可真理是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也就是不承認真理的確定性和永恆性,以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看待真理,他就是一個背叛的知識人。因為我們知道,認識真理,堅持真理的價值的永恆性,這是一種承諾,它表現的是知識人的道德品性。

問:看起來班達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很了解的,批判得也很準確。

答:他確實下過很大功夫研究蘇俄意識形態。所以他明白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要建立的制度,是完全沒有個人自由的制度。這是他的第三個批判。為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制度,必須消滅個人自由。因為個人自由對於專制制度是完全負面的、否定性的價值。而且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所談及的自由,一定是在未來的遠方。為了這個全人類的徹底自由,我們必須在當下成為徹底的奴隸。這個論斷也確實迷惑了不少人,使人們容忍當下的罪惡以獲取未來的救贖。但是作為一個知識人,去鼓吹這種純屬欺騙的理論,那就只能是一種背叛。所以班達說:“知識人明知共產制度是對自由的否定,卻又為之辯解,即便終有一日重建自由,那也是精神活動自身已被摧殘殆盡,這無疑是知識人現代改宗的驚人一舉”。

問:雷蒙阿隆也是持同樣的觀點的。

答:是這樣的。班達他批評共產意識形態的第四點,就是他們的唯科學主義。這一點應該說是很有先見之明的。科學自身是中性的,但如何應用科學成果,卻有極大的不同。這裡有若干危險存在,首先如果科學技術被政府用來監視並剝奪公民的自由,那麼科學技術的成果就變成了邪惡的武器。其次,科學自身的發展,如果不能被適當控制,它的成果就會給人類生存帶來危險。再有,科學和人類道德的關係,也是知識人應該時刻不忘記的重大問題。班達斷言:“真正的知識人,要不斷思考科學方法中所包含的道德問題,要約束自己持續不斷地監控自身,不斷地放棄各種誘惑”。班達在這裡有一個矛盾,並未能理清。他想要回到古典哲學那裡,比如回到柏拉圖,相信理念的真實。科學也同樣,只在它不成為實用工具時,才是完美的。但是科學又怎麼可能不投入實踐、實驗、應用之中呢?班達在論述這一點時也很猶豫,最後也只能說,科學可以造成災難,但那不是科學本身的過錯。最後,班達總結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精神層面上,與知識人的責任相違背,它是一種完全以實利與成功為目標的思想體系,所以它在道德上是危險的,因此一個有操守的知識人,唯一能接受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因為它的主要價值,個人自由、正義和真理,都不以實用為目的,而是一種永恆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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