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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周年回顧中國政改歷程(一):政治體制改革的緣起

六四三十周年回顧中國政改歷程(一):政治體制改革的緣起
 
全球網傳王維林北京六四阻擋坦克圖片 網絡照片

[提要]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曾有過一次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的機會。但是隨着六四事件的發生,這個機會被徹底葬送。結果中國成為一個經濟發展、權貴集團任意尋租、政治全面回歸毛路線的怪胎。這樣一個中國,對世界力量的重組,對人類社會的走向,會產生何種影響,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所以,回顧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歷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也是對八九年中國人民所煥發的政治激情和英雄行為的最好紀念。

問:中國在八十年代曾認真提出過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而後來,似乎只有溫家寶總理在中共十八大換屆前提到過“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改革走不遠”這個話題。而現在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已成為政治禁忌,現領導人所謂不能改的堅決不改,實際上指的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再沒有改革的可能性了。這個轉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答: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現在可以說是已經有了可靠的材料。一是趙紫陽先生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是吳偉先生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長篇回憶錄。吳偉先生是當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趙紫陽先生是當時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導者,吳偉先生是具體操作人。這兩份材料結合起來,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全貌。我就依據這些材料,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給聽友們介紹一下這個過程。

按照吳偉先生的定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由鄧小平推動,趙紫陽主持,中共中央曾經領導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這是中共建政史上唯一一次認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體制改革。由於趙紫陽的主導,使這場由鄧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行政改革,演變成了使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現代政黨轉型,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向現代憲政民主轉型的一次勇敢的嘗試”。1979年1月,胡耀邦主持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這個會議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和思想準備。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四千名代表對文革和毛澤東提出了尖銳的批判。有些發言已經指出,現行政治體制是文革和毛的罪行的根本原因。像我們哲學所的嚴家其先生作了“廢除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的發言,已經從制度改革的方面來總結文革的教訓。當時,社會上爭民主的浪潮洶湧,民主牆上的言論激烈。我們應該知道,在民主牆初起時,鄧小平、葉劍英等人,曾經明確地支持民主牆。但是隨着民主牆上出現直接批判一黨專政,甚至出現針對鄧本人的言論時,中共當局就開始採取鎮壓的態度了。1979年3月30日,鄧在理論務虛會第二階段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給政治上的探索畫了一個框子。但是同樣是鄧小平,又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問題。

問:這個講話,被十三大定性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那鄧的這兩個講話,有沒有內在的衝突呢?

答:對,你這個問題,問到了實質。我們要看鄧所講的這個制度改革是什麼意思。六四之後下台被高牆圈禁的趙紫陽,深入思考過這個問題。他指出:“鄧小平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它主要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這個判斷是準確的。但是,還有一點也需要考慮,就是鄧確實對共產黨制度本身的毛病有過思考,比如他也認識到,一個好的制度可以讓國家長治久安,可以讓好人能做好事,壞人無法橫行。他引毛說過的話,說像斯大林那樣任意破壞法制的事兒,在美英法這樣的國家就不可能出現。所以,他對什麼是好制度有一種潛意識的認同,只是他完全不能想象,中國也可以往好制度上走。吳偉先生的書中還披露了一個事實,在一次鄧與胡耀邦的談話中,鄧談到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起源、發展和歷史地位,談到了巴黎公社的選舉制和“把主人變成公僕”的制度,談到俄國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的教訓,還提出了“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等等。可惜鄧的這個談話,竟然沒有收入鄧的著作集。但是我們可以看出,鄧不是在理論上完全沒有見識、沒有想法,只是有他自己的政治上的考量。當時的體制改革還有一個背景,就是他談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有一個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分華國鋒的權,當時華一身兼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所以鄧一定要從分權入手,為他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開闢道路。他堅持權力不宜過分集中,兼職不宜過多,黨政必須分開,不能以黨代政。撇開他的直接的政治目的不論,這實際上是對毛的那個“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的黨管一切的原則的否定,同時,鄧誠心誠意地認為“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領袖終身制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着的時候非解決不可”。並且他確實做到了。憲法中規定了國家主席的任期制,黨內也在他的領導下搞了隔代接班人的兩屆任期制。可惜他沒有在黨章中明確這個兩屆任期的原則。

問:看來鄧的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任期制,而且他在世時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江胡基本上都是照規矩做的。只是到了習手裡,這個規矩被打破了。這實際上可以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唯一重要的成果,已經被斷送了。

答:我完全贊成你的判斷。不過在法制方面還有一些成果被斷送了,我們到後面再談。但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為什麼不能鞏固呢?這是我們現在要考慮的問題。一句話,中國沒有完成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但是,當時已經有人提出了徹底改革中國政治體制的方案,那就是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蓋隆先生。他提出了一個方案,被人稱作“中國庚申改革方案”,時在1980年10月。這個方案主張,全國人大改為兩院制,實行黨政分開,一切政府職責都由各級政府獨立負責處理,這實際上是讓黨退出行政機構,同時建立獨立工會、獨立農會,其領導人完全由工人、農民自由選舉產生。司法徹底獨立,新聞報道徹底獨立,開放報禁,黨的機構也要實行分權制衡的分權體制。這個設想相當大膽,已經向民主憲政邁出了一大步。但這個方案被徹底埋葬,連知道它存在的人都很少。這時,波蘭爆發團結工會運動,黨內元老立即有唇亡齒寒的感覺,所以當時主持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和鄧力群,立即封殺了對鄧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這時黨內的保守勢力有了一個着力點,就是自由工會對共產政權的威脅。所以他們立刻聚集起來形成壓力,鄧在這個時候和保守勢力的基本原則合拍,於是自己也不再提政治體制改革,而轉談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說,從那時起,鄧就開始考慮,在堅持現有政治制度之下,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但是幾年下來,政治體制對經濟體制改革處處阻撓,鄧看到經濟改革深入不下去,於是從86年上半年又重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這裡面也有一個外部的原因,即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經開始,鄧更清楚地認識到列寧式的政治體制維持不下去了。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吳國光撰寫的評論員文章《政治問題可以討論》。文中說“人民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這些在憲法中有莊嚴規定,對政治問題各抒己見,討論爭鳴,正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神聖不可剝奪的權利”。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86年鄧小平再提政治體制改革,主要關注於黨政分開、簡政放權,而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問題。

問:1986年人民日報都能發表鼓勵人民討論政治的文章,而且是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可見當時中國在政治制度民主化方面的覺悟,已經有相當的高度。現在和當時比,是大大地倒退了。

答:是的,我們下次再接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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