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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潤南回首六四(二):成也小平敗也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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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被視為中共建政以來出現的一個極其罕見的“光明年代”,然而“光明年代”卻倒在“八九六四”的血泊中。如果說鄧小平帶領中國人民走出毛澤東的“中世紀”,啟動了這個新時代,鄧卻在八九年親手抹殺了一線光明?如何看鄧小平在八九六四所起的作用,他個人的歷史定位,以及六四事件與習近平時代的因果關係?萬潤南繼續為我們回首八九六四,解讀中國命運。

萬潤南近照
萬潤南近照 梅松白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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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三十年前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在血泊中結束,實際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下令鎮壓,槍聲終結了他親自開啟的一場中共治下史無前例的改革。關於鄧小平的歷史角色或者定位的問題,您有什麼思考?

萬潤南:十年改革鄧小平是曠古功臣,八九年鄧小平卻成為歷史罪人。從整個中共的歷史看,鄧小平確實如毛所言:人才難得。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比較,鄧小平不僅有政治眼光,而且有政治智慧。當然,他有自己的局限。他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小平中興”,八九年卻成為六四鎮壓的千古罪人。可以說,成也小平,敗也小平。八十年代的這個好時代的領軍人物是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是他的左膀右臂。

八九年發生的事情,某種意義講,鄧小平有機會走向更偉大。可惜他沒有抓住機會,結果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時間過去了三十年,現在再重新審視當年的局勢,我認為有三種可能,如果按上中下來分:上策是鄧小平在最後關頭放手,按照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和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當時我們幾乎已經看到了這種可能。民心、軍心、黨心,幾乎都在改革派這邊。而且廣場上的學生已經非常疲倦,不需要採取極端辦法,學潮就可以和平結束。結果鄧嚴重錯估了形勢,沒有採取趙紫陽提出的那種理性解決的辦法,導致了最壞的結果。

政治是一個妥協的藝術。共產黨內部就是有改革派有保守派。改革派的領袖是鄧小平,胡、趙是兩員大將,當然還有一大批,包括閻明復,胡啟立,項南,習仲勳……等等,可以說兵強馬壯、大將如雲。創造八十年代黃金十年的,就是以鄧為首的改革派陣營。保守派是陳雲、姚依林、李鵬、王震等等,他們是反對改革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鄧小平搞特區,南巡,去深圳,陳雲從來就沒有去過,也就是說他從內心深處是反對的,他也不掩飾自己的觀點。我的一個校友,學長楊繼繩寫過一本『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講到這個情況,他認為八十年代不是一言堂,而是雙峰政治,就是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鄧,一個是陳。逢雙改革派推進一步,逢單保守派反撲一下。八十年代,一邊要改革,一邊要對付保守派。到八九年,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改革已經進行不下去了。八九年學生運動,為改革派提供了一個推動政治改革的機會。可惜鄧錯估形勢,採取武力鎮壓的下策,讓保守派得逞,改革派幾乎全軍覆沒。

有沒有第三種可能,有沒有一個中策呢?當時趙陣營在處理與鄧的關係上如果更多考慮一些呢?我最近看吳偉寫的有關政治改革的書,推動政治改革確實不易,他們有一個說法,就是要和鄧小平“對錶”。做任何事情有輕重緩急,先後次序,所以古人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先做什麼,後做什麼,把握什麼樣的火候,如果稍有錯位,一鍋菜就砸了。所以要跟鄧小平對錶,這個意思很重要,就是要按照鄧的時間表來把控改革的節奏。我們再設想一下,如果趙陣營在處理與鄧的關係上,按照他一貫的方式,暫時的妥協,是否也是一種解決辦法?我認為趙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實際效果是把群眾的怒火轉移到鄧的身上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敗筆。有朋友認為六四是鄧小平藉機搞了一個政變。但我們從常理來看:鄧要搞什麼政變?實際上他是共產黨最高決策者。而且內部有一個說法,趙去朝鮮之前,鄧跟他講,你回來之後就把軍委主席交給你。鄧為什麼要這樣說呢?這裡有一個背景,保守派對趙攻擊得非常兇猛,他們抓住闖價格關不放。但是鄧很清楚,趙是代他受過。闖價格關是鄧下的決心,趙只是一個執行者。在這個問題上,陳雲、姚依林、李鵬他們,一直抓住不放,想搞掉趙,奪得經濟工作的領導權。鄧當然心知肚明,所以鼎力支持趙的,就是鄧。趙去朝鮮前,鄧說那番話,有人說是為了搞政變麻痹趙。這種說法超出我們常人所能理解的範圍了。鄧幾乎擁有絕對權力,需要搞這種小動作嗎?所以我認為鄧準備把軍委主席交給趙,不是虛晃一槍。如此說來,在趙會晤戈爾巴喬夫發表那番講話之前,鄧趙關係沒有出問題。出問題就是在這個講話之後。我看到有些人就這件事問到趙,趙回答說沒有想到過這麼一個結果。我認為在具體安排這件事情上,準備講話的過程顯然欠考慮。什麼時候說,在什麼場合說,什麼時間說,是公開還是內部的,這都是政治,同樣一句話,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用不同方式講,後果就會不一樣。有人說:如果鄧對趙的支持堅持到底該多好?但這裡頭要有一個前提,鄧趙的關係不要發生裂變。由於學生的不妥協,趙陣營很難辦。由於鄧趙關係生變,群眾的怒火燒到鄧,鄧很難辦。結果導致了最壞的選擇:鄧成為歷史罪人,改革派幾乎全軍覆沒。這對中國,對鄧,對趙,對改革派陣營,對學生運動,都是一個悲劇,唯一高興的,就是保守派。

法廣:您認為八九六四遭鎮壓,鄧小平成為歷史罪人,別的事情還都做得不錯?但是他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直被認為是控制社會的緊箍咒?

萬潤南:這件事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這是鄧的局限,這是那一代人的政治底色。在經濟改革方面,鄧受到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的掣肘,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們是一致的:四項基本原則、維護中共一黨專政,這是他們的共識。在執行上,鄧的兩員大將胡和趙,都是消極的。無論是清除精神污染,還是反自由化,胡、趙一方面不得違背鄧的意旨,在執行時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被保守派攻訐,鄧砍掉了左臂。八九年鄧誤判了形勢,趙回天乏術,又不得不砍掉右膀。這是鄧半拉子改革的悲劇。趙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出鄧是最高決策者,在這個時間點上,在這個節骨眼上,用直播的方式。後果嚴重,會被認為是趙和鄧決裂的宣言書,這就把鄧逼到了死角。

法廣:但是鄧在最後的時候,他還是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勢和自己的力量,他如果真正有遠見的話,假如他如果真有成為偉人的可能的話,他應該挺身而出,也可能會避免這樣一場屠殺?但那樣的結果會不會影響共產黨的統治?

萬潤南:歷史沒有如果。鄧顯然是誤判了形勢。正是這最後的一步錯棋,結果滿盤皆輸,沒有成為歷史偉人,卻成了歷史罪人。所以我們說:成也小平,毀也小平。不僅是毀了改革大業,也毀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也有的朋友替趙可惜,說趙應該像後來的葉利欽那樣,挺身而出,站到坦克上振臂一呼。但我認為,在當時的時空條件下,沒有這種可能。趙和葉的權力來源不一樣,趙是鄧欽定的,葉是民選的。儘管當時的黨心、民心、軍心都是向著改革派的,但是保守派用四二六社論綁架了鄧,關鍵時刻鄧趙關係破裂,於是形勢急轉直下,終於釀成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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