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門發生大屠殺，軍隊開槍，持續兩月的民主浪潮淹沒在血泊中。然而，不久之後，柏林牆倒塌，東歐共產主義政體一個跟着個崩潰。那麼，是否可以說，六四的鎮壓催化了東歐的和平解體？
中國的這場民運對東歐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巴黎政治學院國際史專家、歷史學家葛羅塞Pierre Grosser就此在世界報撰文作出分析。他的核心觀點如下，1989年，中國領導人決定鎮壓持續兩月的民眾示威解釋了秋天在東歐發生的民主示威為什麼具有和平的特徵。換句話說，北京的鎮壓產生了一種像似稻草人那樣的作用，唬住東歐共產政權最終不敢對示威者動武。
作者指出，六四30周年在全球紀念的程度遠遠超過10周年或20周年，這是因為過去一直對中國抱持着這個國家將更多地走向民主的希望現在基本喪失。那些象徵著希望的個體，今天在西方、在香港成了民主化的偶像。
作者認為，六四與百年前的五四學生運動巧合，更使得人們對青年知識分子讓共產政體演變的努力遭遇失敗更感遺憾。但是，作者提出的問題是，思考1989，應僅僅結合中國歷史去看，還是根據1989年那段歷史去思考？
如果是前者，應指出的是，戈爾巴喬夫5月訪華一方面讓示威學生同時也讓北京當局的立場變得更強硬，一方面卻完成了中蘇重新靠近的過程。這一進程在蘇聯崩潰後繼續，而且北京當局汲取了蘇聯崩潰的教訓，在經濟改革上走得更遠，限制政治改革，不惜一切維護中共的存在。
在作者看來，儘管許多觀察家都在說中俄關係乃因美國霸權所迫，這種權宜的關係甚至都無法消蝕歷史上發生過的侵略。但是，北京與莫斯科的關係不錯，今天更顯得得以強化。中俄靠近與西方2014年針對後者的制裁關係不大，更多的是與1980年代末開啟的願景有關。
作者認為，尤其要把東歐後來發生的事件與中國發生的事件聯繫在一起來考量，戈爾巴喬夫忽視中國的改革，但是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卻讓中國擔心，北京指責莫斯科應對波蘭共黨向工人和知識分子聯盟讓步承擔責任，這一聯盟對北京來說是一場噩夢。1989年6月4日在波蘭產生了第一次自由選舉，北京十分擔心。
在北京春天的遊行隊伍中，示威者高喊“中國的瓦文薩在哪裡？”，而且，戈爾巴喬夫在他們眼中已成為東西靠近的連接點。北京的危機集中爆發於大學生決定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他們以此來向中國的實際領導人鄧小平施壓。
絕食帳篷在戈爾巴喬夫到京訪問前兩天支起，在絕食學生打出的牌子上有這樣的句子：“戈爾巴喬夫58，鄧小平85”，學生們歡迎戈爾巴喬夫以及他們在全世界的攝影鏡頭注視下絕食對政權而言形同侮辱。
作者的觀點是，恰恰是北京政權5月17日起決定鎮壓學生，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使得東歐當年秋季爆發的事件具有了和平的特徵。當時，在全世界的電視上，中國軍隊天安門血腥鎮壓的畫面覆蓋了瓦文薩的團結工會的選舉活動，離開北京三周之後的戈爾巴喬夫非常憤怒。
這使得戈爾巴喬夫更堅定地認為，不應該動用武力，在共產陣營應推動和平轉型，加快政治改革。不過，克里姆林宮並沒有對北京鎮壓發出正式譴責，況且莫斯科的保守派仍然寄希望於從北京的激烈行動中找到共產政權延年益壽的希望。只有匈牙利當局站出來公開譴責中共政權。
戈爾巴喬夫10月6日對東德的訪問有可能會產生幾個月前他訪問北京所產生的效應， 東德領袖曾宣布支持北京，並保護北京駐德大使館免遭衝擊。在波蘭，被團結工會的勝利所震驚，已經開始軟化的當權者企圖上緊螺絲，但莫斯科未作任何錶態。與此同時，波蘭取得勝利的反對派也顯得十分謹慎，擔心招致類同中國那樣的鎮壓。華盛頓、莫斯科、波恩以及巴黎接受波蘭亞魯澤爾斯基將軍提出的解決方案：為避免在波蘭及匈牙利發生北京那樣的鎮壓，鼓勵對話及和平轉型。
作者指出，所有在東歐反對共產政權的力量從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找到共產黨喪失合法性的新證據。捷克正在醞釀的反對力量害怕當局採取“中國鎮壓戰略”，尤其是在1989年夏季“布拉格之春”21周年之際。秋天，東德示威者同樣害怕“中國式解決辦法”，尤其是在10月9日在萊比錫爆發示威者與軍警衝突的時候。可是，在首都，昂納克的繼承人則害怕如果學習中國採取鎮壓手段，最後會在黨內引爆大清洗，自己成為未來大清洗的犧牲品。
最後，“德國沒有天安門”，德國的示威領袖不斷地呼籲非暴力行動，與此同時，示威民眾表現的特別遵守紀律。他們首先迫使地方當局對話，後者同意後，儘管局勢很緊張，按照談判結果軍警撤離現場。示威民眾越來越勇敢，逼近柏林牆，東德政權沒有動用武力，在東德駐軍的俄羅斯軍隊亦如此，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後北京一言不發，仍然對隨後而來的選舉使得共產黨繼續掌權徒然地抱有希望。
作者指出，事實證明，美國總統布什在北京鎮壓後在向北京採取制裁的同時仍設法維持美中關係，布什的決定出於樂觀主義和一種經濟壯大之後最終必將導向民主政治的信仰。同時他也想繼續針對莫斯科打中國牌。
於他而言，天安門鎮壓的教訓，包括1956年匈牙利被鎮壓的抗議，不應該再在“火上澆油”，否則將進一步導致對示威者的嚴酷鎮壓，外界也無法救援，從而導致北京更有理由使用反對外國干預的借口。
歷史就這麼荒謬，這位歷史學家的結論是：1989年東歐的和平轉換在很大程度上虧了中國的鎮壓。中國那場鎮壓在東歐共產政權里產生了稻草人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