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加繆指出了世界的荒謬，同時也指出了荒謬的意義，那就是他提供給人選擇的可能性。面對荒謬，懦弱的人會選擇犬儒主義態度，以虛無主義面對人的道德責任，從而隨波逐流，甚至與黑暗邪惡勢力攜手。而一個自由人，會採取挺身反抗的態度，儘管這種反抗很可能是堂吉訶德式的。
問：說起反抗，這似乎是加繆始終在尋求的東西，西西弗的形象其實就是一個反抗者。
答：你看得很准，今天我們就談這個問題。1952年，加繆出版了《反抗者》一書 (L'homme révolté) 。révolté一詞，也可以譯成造反、叛亂，這個詞在16世紀的時候，是用來形容大臣對君王表示不同意時用的，所以它的原初含義就是“說不”。因此我們理解加繆的反抗，就要在“人具有說不的權利”這個意義上。這其實反映了加繆特別具有知識人的批判意識。加繆說：“反抗為壓迫確定了一個限度，在此限度內，人所共同擁有的尊嚴得到維護”。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提出反抗的問題，因為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人們發現共同戰勝納粹德國的蘇聯，其專制暴虐的程度和納粹不分軒輊，甚至猶有過之。而在法國知識界，卻有許多人認可蘇聯的集中營、大清洗，我們在前面曾介紹過這個大的背景，但隨着納粹的垮台，這個問題又突出出來。據波伏娃記載，1946年在一次聚會上，加繆當面批評梅洛·龐蒂擁護莫斯科審判的正義性。反對派可以被定叛國罪，讓他覺得毛骨悚然。這時梅洛·龐蒂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薩特也支持他。加繆感覺受了傷害，摔門就走了。薩特衝出去沿着大街追他，但他就是不肯回去，可見加繆對這個問題多麼地敏感。加繆和薩特關係的研究者，羅納德·阿隆森說：“這場爭論首先是一場政治辯論，梅洛·龐蒂作為《現代》雜誌的政治編輯，薩特的政治導師，把莫斯科審判詮釋為一場被包圍的革命可以理解的自我保護。加繆則把共產主義與謀殺等量齊觀。梅洛·龐蒂表達了對蘇聯暴力的一種獨立而賦予同情的馬克思主義理解，加繆反對馬克思主義和革命”。這個分歧在《反抗者》一書中得到了充分的論述。
問：是不是納粹體制和蘇俄體制的相同性，讓加繆感到政治鬥爭的目的有一種荒謬感呢？
答：從加繆的文本中，我們能讀出這種關聯。比如他說：“高張自由大旗的奴隸集中營，以對人類的愛為理由進行的屠殺，使人很難作出評價。罪惡以清白無辜，喬裝打扮，顛倒是非，很適合我們時代的性質”。他的意思是說，共產制度許諾給人自由，卻建造了集中營來禁錮人的自由，結果罪惡卻有清白之名，沒有了是非的標準，這當然有一種荒謬感。加繆把問題歸結為“由於當今的一切行動都指向殺人，直接的或間接的。在曉得我們是否以及為什麼要製造死亡之前，我們便不能有所行動，這就反映出加繆始終站在人道主義和道德主義立場考慮問題。他提出的問題相當深入，他認為，荒謬這個概念，描述了一種狀況，就是殺人可以是無所謂的，就像《局外人》中的那個莫爾索。他更進一步指出：”如果人們什麼都不相信，如果沒有任何東西是有意義的，如果我們不能肯定任何的價值，那麼一切都是可以乾的，沒有任何東西是重要的，人們為焚屍爐撥火，和獻身於照料麻風病人一樣，惡意與美德，不過是偶然的或任意的“。這種態度，本身就是荒謬的，因為在加繆看來，“荒謬骨子裡頭就是矛盾，因為他想活着卻排除一切價值判斷，但是活着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它不但是一種價值判斷，它還是一種選擇，生命是一種不斷選擇的存在。用加繆的話說，就是“人是唯一拒絕像當下此時這樣生活的生物”。
問：這就會引出一個結論，能選擇的生物才會有道德問題。
答：對。所以加繆就斷言：“何謂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他又說：“反抗是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並已覺醒的人們的行動”。結果他給反抗賦予了形而上學的意義：“反抗所起的作用，猶如‘我思’在思想範疇中所起的作用一樣”，“我反抗，故我存在”。聽友們可能還會記起，我在介紹笛卡爾的時候曾講過“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這是笛卡爾哲學的首要原則和立論基石。現在加繆居然把他的反抗概念也說成這樣一個首要原則，其中原因大可考究一番。實際上，加繆是在確立一個以人的自由為中心的道德體系。把這個道德體系深入推廣到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歷史現實時，我們就會發現在它所處的戰後時代，擺在歐洲知識分子面前的問題，就是反省戰敗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主義，同時重新認識戰勝的蘇維埃俄國的斯大林主義。加繆在《反抗者》一書中，寫了兩章，分別為“國家恐怖主義與非理性的恐怖”和“國家恐怖主義與理性的恐怖”。所謂理性的恐怖，是指從馬克思一直到列寧的一個傳統，加繆把馬克思看作一位宣揚現代無神論和歷史主義的預言家。他預言未來的天堂，但指出我們現在是在地獄之中。為了走出地獄，需要認可暴力革命。這就有了一個施行暴政的邏輯起點。加繆指出：“如果幾代人的犧牲仍不足以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便應該面臨無限期地造成千百倍破壞的全球性鬥爭，這樣必須有堅定的信仰，才能接受死亡或者製造死亡”。馬克思所允諾的人類大同的美麗幻想，就是他的理論所由出發的理由。用大陸當下的時髦語彙，叫做“初心”。這個“初心”所內涵的鐵的邏輯，就是準備讓人經受更多的苦難和死亡。我從前曾引用過徐志摩給胡適信中的話，他說，為了達到那個天堂，我們必須跨過一道血海，但歷史已經證明，那是一道永遠也跨不過的血海。這個“初心”，提供一種理由，使人民犧牲現在，而為未來經受苦難，這裡能清楚地看出，加繆受陀斯妥耶夫斯基影響之深。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陀斯妥耶夫斯基討論過“孩子的一滴眼淚”和“人類偉大真理”的關係。依照他的邏輯，為了這個天堂的真理，別說要跨過血海，連孩子的一滴眼淚的代價，他都不要付出。
問：那加繆要反抗的就是這種歷史邏輯的恐怖？
答：對。只是這個歷史的邏輯，已經由列寧和斯大林具體化了。他們實際上已經建立了一個許諾每天走向天堂，但實際上人們永遠生活在地獄中的社會。加繆評價列寧是個“平庸的哲學家，卻是個卓越的戰略家”。他“只相信革命與成功”。有趣的是，加繆花了相當的功夫，鑽研列寧的著作，他在書中大段引用《國家與革命》、《怎麼辦》等列寧的名著。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列寧斷言“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曾想到過，要許諾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的日期，可以說，自由在這裡已最終死亡。人們首先從群眾統治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概念，轉向由職業革命家進行與領導的一場革命的思想。對國家無情的批判，隨後與必要而暫時的無產階級專政相調和。這種專政是由領袖來實現的”。加繆認為，斯大林之所以能夠進行大清洗，就是因為他建立了領袖專政的黨國結構，這個結構“在尚未掌握政權時，它在歷史上就表現為革命暴力，而在居於權力的頂峰時，則成為運用法律的暴力，即恐怖與審訊”。這部由定於一尊的最高領袖推動和操控的黨國機器，無情地運轉，在這種體制中，所有的人都沒有自由與安全。加繆問到：“誰能保證今天的法官們，在明天不會成為叛徒？並從他們在法庭的高位上，被投入水泥地下室呢”？這種革命救世論，也就是指導列寧和斯大林進行實踐活動的理論，是一種“理性的恐怖”。但是，簡單地把它等同於納粹的理論，是不對的。加繆深刻地觀察到，法西斯是由“劊子手自己頌揚劊子手”，而列寧斯大林們卻讓“受害者來頌揚劊子手”。納粹“從不想解放所有的人，而只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而共產主義“旨在解放所有的人，但要暫時奴役所有的人”。那麼納粹主義為什麼是正直的人一定要挺身反抗的呢？我們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