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2日法廣紀念文革40周年專題系列第21集）---- 文革時期的武鬥和暴力遍及中國城鄉，觸及了千千萬萬個中國家庭，在這些暴力事件中，有道縣慘案、鎮壓內蒙古內人黨這樣的大規模暴力行為。但大量的是一件件暴力個案。旅美學者王友琴，以其個人的努力，調查和記錄了諸多個案。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高中第一副校 長卞仲耘之死便是其中之一。
１９６６年６月，卞仲耘被劃為“四類幹部”被“鬥爭”。８月５日下午，北師大女附中高中一年級的很多學生參加了“打黑幫”。那一天打鬥了三位副校長、一位教導主任和一位副教導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強迫挑重擔子之後， 又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在兩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校長卞仲耘倒在宿舍樓的台階上。這時打人者們才歇手。兩個校工把她放在一輛垃圾車上，推到校門旁邊。醫院就在學校對門。這輛手推車在校門邊停放了兩個小時。等送到醫院，人已經死去多時。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師，都受重傷。教導主任梅樹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襯杉上布滿釘子鑽出的洞。副校長鬍志濤老師身上被打出十四處骨折。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學生活活打死的老師。死年５０歲，已在這所中學工作了１７年。《文革受難者》一書作者王友琴就卞仲耘之死接受了本台採訪 :
王友琴：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個被學生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那個時候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這個學校現在已經改名字叫北京師範大學實驗附屬中學。1966年8月8日的下午，那個學校的紅衛兵學生髮起了一個所謂的鬥爭會。鬥爭卞仲耘和另外的4名學校負責人：胡志濤，劉志平，梅樹民，汪玉冰。他們都被強迫跪在地上認罪。有紅衛兵把墨汁到在他們身上，有的紅衛兵用木棒打他們，有的用開水燙他們。經過3個小時的折磨，卞仲耘就昏倒在操場上。然後她被放在一個垃圾車裡邊。兩個小時以後，她才被送到馬路對面的郵電醫院。那個時候，她已經被發現死亡多時。其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
卞仲耘被打死兩個星期以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集會，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學生。在天安門城樓上，卞仲耘所在學校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把紅衛兵袖章戴在毛澤東的衣袖上。問了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彬以後，毛澤東評論說，“要武嘛”。這個集會當時通過收音機和電視機向全國實況轉播。由於毛澤東的這種鼓勵，所以8月18日的大會以後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就迅速升級，並且傳播到全國的每一個學校。
在我的《文革受難者》書里，你可以看到在卞仲耘之後被活活打死的老師有：北京外語學院附中教員張輔仁和張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的語文老師靳正宇，學校的負責人江培良，還有一名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負責人梁光琪，北京25中學的語文教師陳沅芷，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生物教員喻瑞芬，第四女子中學的生物教員齊惠芹，第十女子中學的教員孫迪，北京人民大學附中的語文教員楊俊…。
還有一大批老師在遭到毆打和侮辱後“自殺”。他們的“自殺”都必須帶上引號，因為這根本不是一般意義上說的自殺。
另外，像北京師大二附中的校長高雲，第33中學的負責人杜光天，他們遭到毒打後昏死過去，紅衛兵認為他已經死了，就把他們送去火葬場。當時火葬場要排隊，因為被打死的人非常多。然後火葬場的工人老師父發現他們還有呼吸，把他們送了回來。
那這是一場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暴行。根據我的調查，在全中國沒有一個學校的校長和教員沒有受到他們紅衛兵學生的這種暴力的攻擊。
在當時，因為卞仲耘的死，她的丈夫和四個孩子甚至不能哭。因為那會被指控為反對文化大革命。一年以後，他們在家裡的櫃子里為她設置了一個秘密靈堂，他們把她的照片貼在衣櫃里壁，在照片前供上一枝花，櫃子的門總是緊閉的。文革以後，這些老師們都得到了平反。可是1970年代末，當卞仲耘的家人請求用他們得到的幾百塊撫恤金在學校的牆上鑲嵌一塊牌子或在校園裡種一排樹來紀念她，他們的建議被拒絕了。在1990年代初，我曾經到卞仲耘被打死的地方拍攝照片，當時有三個高三的學生好奇為什麼我在那兒。我告訴他們以後，他們說：“真的嗎？有個校長在這兒被學生打死了！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40年過去了，我希望今年的8月5日卞仲耘老師遇害40周年的時候，可以在媒體上公開的，沉痛的紀念她。紀念她，也是紀念所有的文革受難者。40年了，如果不能面對他們的死亡，不能紀念他們，從文革中生活過來的這一代人 ，能在哪裡安置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呢？（以上是王友琴2006年5月接受法廣的採訪）
王友琴撰寫的《文革受難者》記述了659位受難者的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的經過。王友琴還告訴本台，她的書和她文革死難者建立的紀念網站在中國大陸被禁止。（2006年5月22日法廣紀念文革40周年專題系列第21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