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學者、被譽為當代趨勢大師的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自去年在法蘭克福書展推出他的中國問題新作《中國大趨勢》以來，這本書的一些論點在學界引起了許多學人的關注。奈思比斷言共產主義已經不能反映今日中國的社會實質，中國共產黨必須要告別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說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
奈思比還認為，自鄧小平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歷了30年的經改歷程之後，中國正在創立自己的政治體制，他把這個政治體制稱作“縱向民主”，或“垂直民主”，其結構是自上而下的指令貫徹，然後是由下而上的民眾參與，類似某種上層權威與下層民眾互動的新的金字塔民主制度。
對於這些論點，我們接下來會談到。現在先來看看奈思比其人。奈思比不是書齋學者。他曾擔任過白宮特別助理、泰國皇室顧問、IBM與Kodak公司高階主管，目前在南京大學任教。他之所以被稱作“未來學家”，是因為他在1982年發表了一部一鳴驚人的書《大趨勢》，隨後又出版了《2000年大趨勢》、《全球弔詭》、《亞洲大趨勢》等分析當今世界走向的著作，因而被譽為當代趨勢大師。
奈思比堪稱我們這個信息時代的政治風水師。現在評價他的理論似乎為時過早。不過，他1982年發表的《大趨勢》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大趨勢”這個名詞也從此伴隨着奈思比的名字進入社會政治理論的視野，大有開創一種新的社會政治學理論的架勢。也因為如此，奈思比的《大趨勢》被視為與威廉·懷特的《組織的人》、阿爾文·托夫勒的《未來的衝擊》並稱“能夠準確把握時代發展脈搏”的三大巨著。
另外，奈思比也是一個對政治體制沿革與變遷極有興趣的學者。他對中國問題發生興趣，似乎是想把中國體制的變化作為研究當代社會趨勢的一個個案。從2006年起，奈思比夫婦在天津成立奈思比中國研究院，挑選28名大學生幫忙搜集、整理中國基層的信息資料，這就是《中國大趨勢》這本書的材料來源。
奈思比這本書的德文版去年10月17日在法蘭克福書展全球首發，中文版也已於去年底在中國大陸出版，英文版則於今年在1月在美國上市，書名全稱叫做《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從八個側面剖析中國的發展，包括：解放思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規畫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着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奈思比這本書的核心論點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在實行經改之後，經濟模式起了作用，資本主義經濟改變了中國社會，由此也改變了中國政治。奈思比說，自從鄧小平在1980年代發動改革以來，中國已經從共產主義轉向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這種轉變也是催生新中國的因素之一。似乎資本主義在經濟和社會分配領域取代毛澤東的那種帶有軍事配給制的原始共產主義之後，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本身都發生了變化。
其實這個論點並不新鮮，早在中國經改第一個十年期或第二個十年期初見成效之時，西方學者中持這種預設論點的不乏其人，但很多人後來都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傾向於認為中國走的是一種資本主義加權威體制的道路，其核心仍然是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製為基礎的極權體制。
但奈思比卻認為，這其中有一個轉換過程，即“思想解放”，其結果是中國社會有了某種自主的下層參與，也就是中國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與中國人民自下而上的參與，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模式，稱之為“縱向民主”；而支撐中國社會長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關鍵的支柱，就是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他認為，這是理解中國獨特政治理念的關鍵。
奈思比這些論說的依據之一，似乎是認為專制上層只要在經濟上創造出奇蹟，給老百姓以經濟上的改善和實惠，人民就順從了當政者，無論這個體制高高在上的是什麼樣的制度，都可以“從底層”互動和參與了。人民成了順民。而且，按他的說法，好像共產黨採納了馬基雅維利式的實用主義，就可以創造一個和諧的民族社會。譬如他說，經濟道路的探索是中國經歷的大趨勢，“他們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例如免除一個時期的稅收，貿易方面的特殊競爭等，看效果如何。有效的辦法就堅持下去，無效的就停止，摸索着前進”。
的確，現在有一種籠統的批判模式，在批評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時候，忽視了這個社會潛在的危機，包括對現行體制不滿的社會力量。正因為始終存在着這樣一種要求中國政治改革的社會力量，北京才會在一個經濟強大的中國內部強化政權的控制，至今仍列為憲法條款的所謂“三個堅持”，就是這個制度的支柱之一。而奈思比卻看不到這些，或者是看到了，但不願意談。至今，中國官方仍然在嚴厲控制宗教、司法、言論和媒體，包括對網路和信息自由的控制。
奈思比的觀點正在受到中國大陸有自由精神的人士的批評。現居杭州的作家、獨立撰稿人傅國涌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就這樣寫道：“寫過《大趨勢》的約翰·奈思比應中國官方之邀寫了一本《中國大趨勢》，拼湊出所謂的新社會“八大支柱”，特別提出了不同於“水平式民主”的“垂直式民主”，為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辯護，說白了也就是一種宣傳，沒有什麼思想價值。作為一個外國人，站在中國的權勢集團一邊，振振有詞地為他們的利益說話，奈思比不是六十年來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奈思比沒有低估中國，但他低估了中國人的自由精神。他說，世界應該將中國視為一次機會：“與中國打交道，需要既競爭又合作。選擇適合你自己的方法，但是要抓住中國呈現給世界的這次機會。”這些話並不錯，但是認為中國社會正在走向一個“和諧社會”，共產黨的專制不存在了，這是在欺騙中國老百姓。奈思比說，中國共產黨必須要告別自己的名字。不錯，中國共產黨不僅最終要告別它的名字，還要告別它的制度。這將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