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之後，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引起世界矚目。2004年，美國《時代》周刊當時的助理執行主編雷默在英國《金融時報》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識”的概念，迅速引發了中國的呼應，2007年，美國學者阿瑞吉又發表了新書《亞當斯密在北京》，繼續探討中國模式問題。那麼，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又如何看待所謂的“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問題呢？
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之後，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引起世界矚目。2004年，美國《時代》周刊當時的助理執行主編雷默在英國《金融時報》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識”的概念，迅速引發了中國的呼應，2007年，美國學者阿瑞吉又發表了新書《亞當斯密在北京》，繼續探討中國模式問題。那麼，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又如何看待所謂的“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問題呢？
相對於外國學者的讚歎和樂觀，大多數中國學者保持謹慎。最近，北京大學教授姚洋在美國《外交》雜誌網絡版上發表文章《北京共識的終結》，明確表達了對“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這一說法的反對態度，受到了廣泛關注。
姚洋提到，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包括金融自由化、國有企業私營化等十項核心政策，而他經過考察後發現，在過去30年時間裡，中國幾乎緊緊遵從了所有的建議，唯一的例外是利率的自由化，相反，中國堅持釘住美元的政策，這也正是最近人民幣幣值遭受非議的關鍵所在。因此，在姚洋看來，所謂的“北京共識”，它的經濟基礎與其說是“華盛頓共識”的對立面，不如說正是華盛頓共識的翻版。
而就“中國模式”問題，北京學術界在今年四月底召開了一次小型研討會，在會上，大多數發言者都表示，所謂“中國模式”能不能成立，現在還在未定之數。
會上有經濟學家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歸結於四個原因：一是全方位對外開放；二是漸進的市場化和有限的私有化；三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四是地方財政的競爭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學者把“城鄉二元結構”看作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換句話說，中國的戶口制度人為地把中國分割成城市和農村兩個領域，並且壓低農村勞動力的價值，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物質基礎。殘酷地剝削農民，或許正是所謂中國模式的一個秘密。
來自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進一步指出，甚至連城鄉二元結構也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他以南非為例子，說明中國和種族隔離期間的南非極其相似，甚至連農民進城需要辦理暫住證都一樣，如果說有區別的話，那就是中國的社會控制更加嚴密和苛刻。他表示，支持中國崛起，但反對所謂的“中國模式”崛起，如果就以現在這種模式崛起，那麼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都不是好事。
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也談到了一個擔憂：最近幾年時間裡，似乎出現了通過權力的力量來重組市場因素的現象。所謂中國模式，是不是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總體性社會”，或者說是一種新的極權主義？在他看來，當今社會生活的複雜化要求國家有更強的治理能力，但是這種要求可能直接轉化為對權力的渴望、甚至是對專制的呼喚。
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大陸新左派領袖的社會學家汪暉表示，他不太確定“中國模式”是否存在，但中國走了一條獨特道路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看來，中國獨立自主的主權特性，以及黨國一體的制度，可以說是這種獨特性的最大體現。但是他也承認，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尤其是在特殊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形勢下，這兩個特點的正面作用正在面臨挑戰。
本次研討會上唯一一個公開為“中國模式”辯護的是北京大學的潘維教授，他強調，中國應當為自己的經濟成就驕傲，要對自己的制度有信心，“這個體制裡頭還挺好的”。他甚至否認存在所謂市場和國家干預的兩分法、民主和專制的兩分法、以及人治和法治的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參加會議的研究者對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成就如何評價，大多數人都對未來經濟是否能夠高速發展的前景持保留態度，有研究者認為，中國政府為了應對危機而採取的大規模投資信貸政策，已經對這一個五年計畫造成了嚴峻挑戰。
在場的企業界人士也對所謂的“中國模式”表示質疑，尤其是它不能指明中國未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長期宏觀戰略目標，缺乏可預見性，因此企業家無所適從，熱衷於短期投機，很難做長線投資。所謂的“中國模式”，成了模糊現象的代名詞，而缺少基本的是非黑白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