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世界報》經濟版今天刊登了一篇評論富士康集團深圳工廠發生一系列員工跳樓自殺事件的文章。文章的標題叫做“富士康員工自殺潮暴露中國經濟超級發展的脆弱性”。這篇由《世界報》駐中國記者彼得羅萊蒂（Brice Pedroletti）發自上海的報道指出，有“世界加工廠”之稱的中國，其南方沿海地帶大量經濟開發區的繁榮和發展，主要依靠內地大批流動農民工的廉價勞動力。這些離開農村，離開家鄉，投入中國經濟建設大潮的農民工，希望進城打工掙錢，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但隨着中國式缺乏基本社會保障的經濟發展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嚴重的弊病，農民工的“淘金夢”也破滅了。深圳富士康最近發生的一連串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文章指出，富士康集團在深圳的龍華工廠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子產品加工廠，員工多達30萬人，生產世界上最搶手的電子產品，但這座電子工業城卻傳出一系列員工跳樓自殺事件，不僅讓人看到了這家工廠“憂鬱”的內幕，還暴露出“中國式經濟超級發展的困境”；這些事件同時也說明，“在一個既沒有獨立工會，也沒有中介機構的體制內，工人根本沒有任何途經要求保護自己的權益”。
文章指出，這些事件引出的思考是，中國今後如何尋找新的模式來替代目前單純利用流動農民工廉價勞動力的“世界加工廠”模式。文章援引上海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的分析指出，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也許會促使人們思考，反省中國社會經濟模式弊端，從而成為“就業市場轉型，戶籍制度改革及勞動權益保障體制改革的轉折點”。
年輕農民工淪為脆弱的一代
《世界報》文章認為，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是重新平衡其經濟發展，使之從純粹追求高速增長向消費型轉變。但目前中國的體制卻難以做到這一點，首先是社會體制無法使大批流動人口融入城市，這些年輕一代的流動人口由於低工資低收入，加上“戶口”制度等的限制， “被剝奪了最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
文章指出，在中國，新一代流動人口都希望比他們的上一代打工仔有較好的工資收入提高生活質量，以便能夠融入城市生活，但由於低工資和戶籍制度等的限制，他們不僅無法實現改變自身社會地位的夢想，反而淪為脆弱的一代。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在中國這樣一個開放的社會裡，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帶來的社會不安正在日益擴大。富士康深圳工廠連續發生的十幾起員工自殺事件，只是這種社會體制暴露出來的一個側面。
文章指出，到富士康深圳龍華工廠打工的年輕農民工之所以願意在極其苛刻的工作條件里打工，領取低微的工資，又要拚命攢錢，是為了能有一天能自己做生意賺錢，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設廠的企業和老闆，正是利用了流動農民工的悲慘地位，同時也利用了社會不向這類人提供基本保障的體制弊端，使他們的工廠成為現代社會剝削廉價勞動力的“世界加工廠”。
文章援引相關報道指出，在富士康龍華工廠打工的工人，不僅經常工作時間超過法定工作時間，每月基本工資也只有900元。文章援引香港一家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報告指出，像目前中國深圳許多工廠的工人基本工資，至少要提高50%，才有可能讓工人有條件在城市裡生活。
富士康給工人設立的娛樂場所“減壓倉”
《世界報》文章指出，深圳富士康為大規模利用勞動力而創建的生產模式已經到了令人感到滑稽的地步，不僅整個龍華廠區沿街設有商業店鋪，園區內還有專門供員工使用的奧林匹克游泳池和被稱作“減壓倉”的娛樂場所。富士康集團在深圳的一名發言人曾經這樣描述：“我們的工廠既是一座工廠，也是一座城市，基本單位不是家庭，而是宿舍。”這種集中數十萬廉價勞動力的宿舍型密集工業園區，即使設立娛樂“減壓倉”也不能減輕工人的勞動強度和精神壓力。所發生的一系列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只能說明，這種“世界加工廠”模式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九名中國社會學家已經聯名上書，呼籲政府“立即停止這種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的發展模式”。
《費加羅報》經濟版今天也刊登一篇時評文章，標題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垂涎新興大國” 。文章一開頭就提問道，在今日世界經濟秩序里，一個國際性的經濟組織沒有新興大國的參與，能夠代表全球經濟嗎？
這就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DE）正在思考的問題。文章報道說，經合發組織打算擴大，將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印度這些崛起的新型經濟體吸收為會員。
加入經合發組織的國家，須在政府及社會管理方面要達到民主化、透明化等標準。《費加羅報》文章指出，俄羅斯已經提出申請加入，批准程序正在進行之中；而中國尚未具備相關標準，也沒有提出申請。據經合發組織官員說，該組織對吸收中國和巴西很感興趣，也很積極。中國這樣的國家，只要在相關標準方面作出一些“強化保證”，可以考慮吸收為會員。《費加羅報》同時也評論說，經合發組織的這種做法可能是討好中國，因為中國是參與決定世界經濟問題的20國集團成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