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萬延海的人，都說他是一個溫和、文雅的人。他似乎不長於侃侃而談，但說起話來有條有理。記者幾年前在巴黎的一次座談會上見過萬延海，印證了上述印象。隱約記得在場的人提出一個比較尖銳的涉及中共當局的問題，他沒有迴避，但也解釋得非常中和，激進一點的人聽起來就不過贏。連記者也有萬延海“不太政治化” 的感覺。顯然，為艾滋病患者維護權益佔據着他和他領導的民間組織“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的中心。
因此，五月初傳出萬延海帶着妻子和四歲的孩子逃到美國的消息後震驚的人不少。胡佳曾與萬延海一道共同與艾滋病作戰，但胡佳批評當局的言論頗多，而且是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夕，批評當局沒有兌現當年申辦奧運時保證改善人權的承諾，這自然得罪了官方，最後被下了大獄。萬延海並非不勇敢，萬延海早在2002年8月，因為在網上批評河南省防治艾滋病不力，就被公安局以泄漏國家機密抓過。但萬延海的確很溫和，你不覺得他有“太出格”的言論，他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權活動家。他給人的感覺就是專註於“艾滋事業”，造福於民而已。萬延海最後也走上了逃亡之路，為什麼？
從年初到現在找我們麻煩的政府部門就有十個
記者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暫居美國費城的萬延海。一上來就問他為什麼要走這一步？萬延海的回答很簡單：為了擺脫恐懼感。
萬延海回答記者提問時還是不緊不慢的調子。“為什麼要走？主要還是來自政府部門的壓力。無論對我本人，還是對我們的機構的安全，都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記者追問：能不能把你的恐懼感說得具體一點呢？萬延海回答得很實在。“這麼多年做工作，政府部門總是不斷地查問。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政府部門來找麻煩，來下禁令，來騷擾，非常頻繁。我粗粗算了一下，從年初到現在，給我們找麻煩和施加壓力的政府部門就有十個。我們一個民間組織，工作人員也就二十幾個，真是不堪想象”。他頓了頓接著說：“一個為中國民眾服務的民間組織，它的員工才二十來個，政府用來對付他的人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一道防火牆
不久前中國政府下達了一個使用外彙的規定。就是要求像愛知行一類的在工商部門註冊的民間組織，如果要得到境外基金的支持，就必須要有一個公證的程序。不少人認為，這一規定出台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限制甚至堵死民間組織獲得國外基金的支持。
萬延海很平和地表示，這一規定操作程序很麻煩，從境外來公證，程序怎麼走，最後銀行認可不認可，現在有人在嘗試。從中國國內看起來很難，為什麼，因為政府基本上是有選擇性的。
記者繼續問：你們這一類的民間組織的路是不是被堵死了？萬延海打了一個比喻：“它就像一道防火牆，他允許你通，你可以通。他不讓你通，你就通不了。跟互聯網的防火牆的道路是一樣的”。
原來如此。
作為一個主要接受境外支持的在中國工作的團體，本來在經濟上就經歷着危機。“外彙政策的調整給我們造成更大的壓力，但是我們還在努力。還在試圖按照政府的政策去運行。突然一下子，政府幾個部門的棍子突然打下來。機構無法運作，不出來就只有等死和挨打了。所以就出來了”。
雪上加霜，這時候稅收部門，工商部門三番五次找愛知行協會。要查賬。到底是懷疑萬延海在經濟上出了問題，還是有別的理由呢？
萬延海說：“我們倒是希望他們給我們一個理由，但是他們沒有給出任何理由”。萬延海表示他本人願意接受調查，如果給愛知行提供基金支持的國際基金會願意調查他個人是否有經濟問題，他樂意充分的配合。
嘗試資金來源多元化的路被堵死
這時記者似乎漸漸明白了萬延海一開始為什麼說他有恐懼感。他的聲調始終平和，就像有意無意回憶一段往事。老有一種不想長談的感覺，因為事情在他看來大概都很平常吧。可能和記者不停地追問有關係，談着談着，說到了工商局和稅務局的檢查，說到了壓力，萬延海終於打開了話匣子。
萬延海說他的壓力大概有幾個方面。去年年底他和他的組織確定了一個方向，試圖嘗試着從中國國內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設法在資金來源方面更多元化，不再依賴國外某些大的基金會的長期的支持。要在國內募款，就需要有更多的媒體報道，就要有更多的公關活動，就要向公眾介紹愛知行的工作，用萬延海的話說，“我們也要做自己的品牌的工作”。
十六周年紀念活動被下令取消
他們開始籌備的一個重要活動之一就是愛知行成立十六周年紀念會議。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麻煩接踵而來。首先，北京市公安局，安全局介入調查他們籌備的16周年紀念年會。最後在一月中旬下令取消他們的紀念活動。萬延海坦承這件事對他個人打擊很大。這是他的事業嗎。
為什麼要取消一個民間組織的一場普通的紀念活動呢？原來中國政府非常擔心民間組織得到國外基金的支持。其實，萬延海是這樣看的：“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擔心國際資金的支持，擔心民間組織被境外勢力所利用，對於這樣一個從封閉向開放過渡、迅速發展的這麼一個國家，當局有一種防範心理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一個政府部門，你在行動的時候，你要有法律依據，你不能說因為你懷疑，你就要把我們給封了。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們願意在法律層面上跟當局來處理這些事情，但是，顯然當局對待我們的態度不是因為我們違法了，而是因為當局的恐懼，他們的內心的恐懼”。
不允許到大學講課
萬延海的厄運接踵而來。二月底，有關使用外彙的政策出台了。三月初，中宣部下禁令不讓媒體報道愛知行研究所的工作。這對一個不斷需要民眾了解的艾滋維權組織可以說是致命的。三月底，各大學得到消息，不允許萬延海在大學講課。萬延海說正在讀書的大學生是民間組織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他覺得像他們這樣一個試圖在中國國內尋求發展的民間組織，要有活力，就必須要保持跟年輕人的聯繫。青年人的奉獻精神，創造精神正是他們所非常需要的。不讓跟大學聯繫，國外基金不讓接受，這樣，就把境內境外發展的路子全給封死了。
這還不算，這時工商局和稅務局就來調查。萬延海對此有很清醒的認識：“他們來的目的就是製造一個打死我們的武器”。工商局在3月18號做了一個調查取證，說他們的常用名稱“北京愛知行研究所”跟註冊名稱“北京知愛行信息諮詢有限責任公司”不一致。這件事其實跟去年七月中旬發生的取締“公盟”事件很類似。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北京市民政局取締，使用的理由就是“公盟”是一個在法律上沒有註冊的機構。萬延海想，就是民政部門取締了“愛知行研究所”，對他們的影響還不是太大，因為他們做的這些事情都可以公開地辯論。
稅務局行事如同安全部
可能萬延海當時沒有想到，緊接着在3月25號就下達了稅務檢查令。這顯然不是一種普通的稅務檢查令，檢查理由不清楚，檢查什麼不清楚，也不確定檢查時間。剛開始說檢查的時間段是2008至2009年，後來擴大到他們成立以來的所有年份；不僅調查他們的法定財務，而且還要其他所有的材料。萬延海說：“想要什麼就要什麼，跟安全部似的”。其實他們所要的那些材料安全部也掌握，安全部是有這個監控能力的。為什麼稅務部門要這些東西，“就是在找借口來制我們機構的死罪”。
政府只希望你在他的旗號下做小綿羊
中國在民間從事艾滋權益工作的在海內外最為知名的有高耀潔醫生，有萬延海，還有胡佳。幾個月之間，高耀潔和萬延海都到了美國流亡，渾身是病的胡佳兩年前就被關入了大獄。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命運，尤其為艾滋病患者爭取權益的人的命運為什麼這麼坎坷呢？
萬延海說，中國政府希望大家來做小綿羊。希望你在政府的旗號下去獻愛心，幫助政府學雷鋒。如果你獻愛心，沒有通過政府的組織，哪怕你沒有批評政府，政府也不高興。但是它還能忍一點。你如果在獻愛心的時候對這個國家還有自己的看法，那你就會遭遇麻煩。
萬延海舉了一個例子：“比如我們這個機構，我們認為，僅僅靠民間組織獻愛心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因為我們的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我們的資源被政府控制，我們納稅繳稅給政府，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有效率的政府。所以我們不斷地推動政府政策面上的改革。我們會不斷地提出權利方面的要求以及相應的一些政策和法律，那麼，政府顯然對這樣的機構是不開心的”。
思考未來
萬延海終於帶着妻子和孩子離開了中國。問起他對未來的打算。他說“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擺脫對安全的恐懼”。是呀，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一個僅僅二十來人的民間機構，遭遇十個政府部門的連環折騰，那種一天一天積累起來的恐懼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隨後，萬延海表示要思考他個人以及他的機構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