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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文摘

公有制是道德崩潰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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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公民月刊刊出署名木然的一篇文章: 公有制是道德崩潰之源,探討道德崩潰與公有制的關係。作者認為:公有制是謊言的最終根源。社會主義國家都證明了托克維爾的命題:“民主在自由中尋求平等,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公有制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專制,公有制的內在邏輯和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

文章作者首先舉了作者住的小區不遠一處荒地是如何被鄰居們開發的事例。文章說:作者住的地方有一個水庫,在距離水庫不到百米的地方有一片沒有利用的土地,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水庫邊上的居民在開墾這片土地,一到春天,就看到忙碌而又休閑的人們在這片土地種上了各種各樣的農作物,有蔥、大蒜、豆角、大豆、玉米、辣椒、胡蘿卜、小麥、黃瓜、香瓜、地瓜、生菜、曲麻菜、茄子、西紅柿等,好似一幅都市村莊的風景畫。引起我興趣的當然不止這些,還有就是每一個用戶都用小樹枝把自己種的地圈起來,

就是這麼一圈,行人就繞着走,不去踩踏那片種上農作物的土地。秋天的時候,看着讓人眼饞又伸手可得的諸如黃瓜之類,卻很少看見有人偷。

作者說:有一次,我和我的學生說,去偷一個黃瓜吃。黃瓜是偷來吃了,感覺和市場上賣的味道不一樣,純天然的綠色食品。不過吃完之後卻不自覺地產生了羞恥感和恐懼感。

樹枝立,道德生,籬笆立,道德行。那片地是公有土地,公有土地卻沒有人負責管,沒有人管的公有土地就表明公有制的道德缺位。而當地住戶把這個沒有人管的土地圈起來,就有了財產的歸屬(至少在臨時意義上),更為有意思的是,這片土地的用戶不是一家,而是有二十多家,沒有一個人想壟斷這片土地。有了不同用戶財產的歸屬,人們的道德秩序就建立起來,由人確立的道德秩序原來是如此的簡單。西方的一個窮人茅草屋引發的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昭示的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中國有句話說得好,有恆產者有恆心。就是寫《君主論》的馬基雅維利也諄諄告誡君主,一個君主為了統治國家可以不擇手段,但君主無論如何不能侵犯人民的財產,否則就會徹底失去統治的合法性。

在哈耶克看來,人類自生自發秩序形成和擴展的過程,也就是道德秩序產生、發展和完善的過程,這一過程伴隨着法治,因為道德與法治相比,道德是非常脆弱的。儘管道德與法治屬於不同的領域,但道德若無法治的保護,道德將不堪一擊。道德與法治都根源於財產,確切地說都根源於私有財產。私有財產並不是萬惡之源,因為它是市場經濟得以確立的前提
和基礎,也是市場運行的主要內容。私有財產產生了自由、平等、法治、競爭等道德文明。建立在私有財產之上的上層建築是憲政民主。一句話,私有財產是道德文明和政治文明之源。這些簡明扼要的觀點對社會制度具有批評和改造功能。

中國的道德觀的滑落還要從歷史說起,中國古代的道德不管虛偽與否,道德是存在的,對人們的行為是起着制約作用的。在中國歷史上與私有財產直接相關的道德論述有《管子• 牧民》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有《孟子•滕文公上》的:“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與私有財產沒有直接相關的有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無為、謙卑、敬畏”。

道德的破壞首先就是對財產的破壞,就是從拆籬笆開始,俗稱打土豪分田地。推倒了籬笆,把土地由私有變成了公有,道德失去了依託,道德秩序瞬間坍塌,道德虛無主義以偽崇高的形式粉墨登場,張思德是一例,雷鋒是一例。專制者道德水平越低,其樹立的道德偶像標準越高,這一現象很值得玩味。

文章說:公有制是權力濫用的邏輯前提和行為基礎。在城市的強制拆遷,在農村的強征土地都是以人民的名義、以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名義做的,公有製成了權力濫用的基本標誌和最好借口,城市的土地是國有的,農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的,都不是私人佔用的,運用公共權力進行拆遷和征地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權力代表着國家和集體,暴政之下產生的必然是暴民,在征地與拆遷中引發的多起命案都與公有制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公有制如果插上GDP 的翅膀,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承諾,就會蕩然無存。

公有制的產生導致了人們思想的公有化、國有化。公有化的結果就是使每一個人失去了獨立思考的基礎,失去了獨立思考的價值和尊嚴,每一個人的頭腦都成了偉人、政治家思想的跑馬場。不但人們不能思考社會科學的問題,就是自然科學也不能思考,甚至會出現在數學中擁護黨、在生物學中擁護黨、在物理學中擁護黨的笑話,自然科學也變成了國有化。這
樣不但科學失去了它的意義,就連“真理這個詞的本身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它不再說明某種有待發現的東西”,“它成了某種要由當權者規定的東西,某種為了有組織的一致行動的利益必須加以信任的東西,並且是在有組織行動的有迫切需要的關頭又必須加以更改的東西。”並由此造成了對真理玩世不恭的態度。

公有制導致了道德的墮落。有人說,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人們的道德水平高,對此,劉軍寧早已經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認為,首先,五十年代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都充斥着“指示”、“貫徹”、“學習”、“檢舉”、“揭發”、“改造”、“批判”、“檢討”、“錯誤”、“罪行”、“打擊”、“懲辦”等說明的是道德破滅。“誰又能令人信服地證明,以階級鬥爭為綱、拋棄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拒絕世界文明的優秀遺產、閉關鎖國、盲目自大是精神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有人會說,五十年代比現在廉潔。可是,高層幹部中如高崗之流的奢糜、大饑荒所滋生的中低層幹部的特權不正是後來的結構性腐敗的先兆嗎?”其次,政治生活中充斥着迫害、出賣與謊言。所謂的“美德”與在鎮壓反革命、所有制改造、反右鬥爭、人民公社運動、大鍊鋼鐵等具有政治性的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盲從與愚昧融為一體。

公有制是家賊和外鬼的必爭之地。在私有制內部不可能出現腐敗,私有者可以胡亂支配自己的財產,卻不能偷盜自己的財產。公有制財產表面是人人所有,實際上卻是人人都沒有,其結果是,每一個人都不把自己真正視為財產的主人,每一個人都成為潛在的國有財產的偷盜者。一個真實的故事很恰當的說明了這一點。一個紡織廠的工人上班的時候都帶着一個大飯盒,這一大飯盒除了吃飯之外就是偷工廠的棉花,飯盒越大,偷的棉花就越多,最後因為多種原因導致了這個紡織廠的破產,當紡織廠宣布破產的時候也沒有聽說一個工人去維護這一公有制企業的利益,工人覺得和自己並沒有真正的關係。作為公有制企業的代表者的管理人員,把公有制企業當成一塊唐僧肉。

作者最後指出:公有制是謊言的最終根源。社會主義國家都證明了托克維爾的命題:“民主在自由中尋求平等,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公有制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專制,公有制的內在邏輯和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斯大林的蘇聯,毛澤東的中國都是典型的例證。政治上的專制充斥的是謊言。“凡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它就有灌輸來代替宣傳,使用暴力與其說是恐嚇民眾,不如說是為了經常實現其意識形態的教條與謊言。”阿倫特說的極權主義就包括蘇聯,中國的體制是照抄照搬蘇聯的,所以適用於蘇聯的分析同樣適用於中國。列寧說和狼在一起就要學會狼叫,這句話可以借題發揮,和謊言在一起就要學會撒謊,專制社會灌入的是謊言,輸出的也只能是謊言,套用小品的一句話就是:用謊言來證明謊言得到的肯定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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