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足球，吸引了全球億萬人的關注，南非世界盃的草坪，成了世界球迷的焦點。僅開賽時日本隊對希臘一戰，就吸引了2400萬中國電視觀眾，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足球市場。中國《體壇周報》說，以轉播收視率來看，中國球迷約6400萬人，但這只是平時的人數，世界盃期間，收視率暴增，有數億觀眾。博訊刊出旅美學者曹長青的文章：中國足球為什麼不行？文章說：中國雖然球迷眾多，北京奧運還拿到最多金牌，但卻缺席這次南非世界盃，因為中國隊連全球32強都沒打入。亞洲卻有日本、南韓，甚至北朝鮮，都打進了南非大賽。對於一個全球最多人口的大國，這實在有點難堪。中國球迷們質問：難道13億人就找不到11個能踢好足球的人嗎？但事實是，就是找不到！
中國國家足球隊，現在不僅打不進32強，而且其腐敗形象，已成了中國民眾嘲笑、奚落的對象。網絡上流行的中國足球笑話是，甲：聽說你哥哥在國家隊踢球？乙：你哥哥才在國家隊踢球呢！你們全家都在國家隊踢球！堂堂國家足球隊，居然成了恥辱的象徵！
中國足球隊為什麼不行？曹文引述《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了兩篇美國體育專家的文章，探討原因。曾著有《為中國而訓練：意識形態下的體育》的美國密蘇里 聖路易斯大學人類學教授蘇珊.布勞內爾在題為“中央計畫的缺陷”的文章中分析說，中國足球無法進入世界等級，原因跟中國的游泳、田徑項目的落後類似，因為沒有得到更廣闊的人才來源。而國家投資的宮廷式體育項目，很小就開始訓練孩子，就可以出成果。
蘇珊認為，中國足球問題，最主要弊端是政府對體育的中央集權式控制。現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而足球等體育項目仍被政府控制，於是，足球也像中國的經濟一樣，是雙軌制，體委和足協，同時有權力和金錢，這種制度為腐敗敞開大門。很多中國人問，什麼時候中國能打入世界盃？蘇珊說，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應先問一句，為什麼中國要有這種國家掌控的體育系統，它主要是為了拿奧運金牌，而不是為了大眾體育。根本答案是：中國的體育系統，尤其是足球，是中國當今“政府控制”和“市場經濟”這種混合制弊端的一個縮影。
美國另一位專家、在富比士網頁“中國田徑”欄目寫博客的麻省理工學院亞洲辦公室主任楚池亞瑪則在“對政府的威脅”的文章中說，在足球發達的英格蘭和巴西，城市的草根足球十分重要，那些足球俱樂部，是周鄰青少年的中心，發現和培養未來的球星。這種俱樂部不僅提供基本的足球技能，並訓練人的體育性、勇氣、紀律性、以及忠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些英國的戰鬥旅，主要是從有足球俱樂部的城市招的兵，打仗前，軍官把一隻足球踢向德國戰壕，標誌進攻開始。
楚池亞瑪認為，過去幾十年，中國官方培養體育“菁英”，提供資金、教練、培訓，以及旅行特權等，主要是為拿奧運金牌；由此來展示共產黨政治制度的勝利和成功；這種政策，給足球發展帶來陰影。足球項目被當局控制，結果地方上獨立的足球俱樂部沒法發展。中國政府可能恐懼這種小小的足球俱樂部，在鄉鎮、城市，成千上萬地出現，蔓延成“從底層開始”的社會運動，從而挑戰中共的統治；因這種足球俱樂部，會把城鄉的家庭、鄰居連結到一起，最後他們可能忠誠於這個俱樂部，而不是政府或體委的官僚。
兩名專家的文章後面，有很多跟貼，其中還有從中國寫來的評語。一位中國女性讀者說，中國的足球為什麼不行，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的孩子不能一塊玩。從嬰兒開始，他們就被奶奶到處抱着；放學了，被汽車、摩托或自行車接到家。中國的孩子之間缺乏社會往來。“在非洲，我看到孩子們在臟土地上玩，在北阿富汗，女孩們在學校操場跑起來，像一陣風。在中國，就看不到這種情景。再加上中國的一胎化政策，等於孩子的兒童期沒有了。”
一位新澤西州的讀者，曾在中國教英文七年。他評論說，中國足球上不來，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中國的父母普遍不重視體育，而要孩子好好讀書。在他教書的學校，學生一周上課六天，早上六點迷迷糊糊就要起床，一直讀到晚上10點。一天幾乎所有醒着的時間，都要埋首書本，以應付考試。到了下午，孩子們終於有了“課餘時間”，但已精疲力盡，沒有誰還想玩什麼，只想趕快打個盹。
但也有讀者認為，中國足球上不來，是中國人體能不夠，因足球運動量大，衝撞和競爭力強。但這種說法不攻自破，因為這次南非世界盃，日本、南韓，甚至北朝鮮都打入，他們也是東方體能。尤其日本隊，這次不僅打入全球16強，而且在跟南美僅次於巴西、阿根廷的准一流強隊巴拉圭對陣時，激戰120分鐘都不分勝負，最後是在點球中敗北。
一位紐約的美國讀者說，說來說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足球體制的腐敗。他舉例說，他的一位中國國家隊的朋友披露，要想參加國際比賽，必須跟教練有“關係”，才能被推舉。而在基層比賽，也要跟“評委”拉關係，才能拿到“好成績”。中國不斷出現“足球黑哨”（裁判造假）事件，絕不是偶然。中國的球迷們都憤怒這種造假，他們看足球賽，不是快樂，而是生氣！中國網絡上流傳的名言是：“看英超要錢，看國足要命。珍愛生命，遠離國足！吸煙有害健康，看國足有害生命！”
一位中國足球選手最近撰文說，“我們還擁有龐大的球迷市場。在一屆與己無關的世界盃期間，電視、報紙、網站上全是世界盃的新聞，在老百姓的生活里，足球幾乎無處不在。看到這些，作為從事中國足球的一分子，我們沒有理由不努力。”但在中國這種足球體制下，對中國打入世界盃，普遍不樂觀。中國網站上流傳最廣的一個幽默，表達了這種悲觀之情：
一個韓國人，一個日本人和一個中國人有幸見到了上帝。
韓國人問上帝：“我們韓國什麼時候能獲得世界盃足球賽的冠軍？”上帝說：“50年。”韓國人哭了：“嗚嗚嗚……我這輩子是看不到了！”
日本人也問上帝：“日本什麼時候能獲得世界盃冠軍？”上帝答：“也許100年吧。”日本人也哭了：“嗚嗚嗚……我下一輩子也看不到了！”
中國人當然也問上帝：“我們中國什麼時候能獲得世界盃冠軍？”沒有想到，上帝哭了：“嗚嗚嗚……我是看不到了！”
博訊還刊出署名鄧聿文的文章：從足球反腐 看中國市場化改革
文章說：從去年11月，公安部開始部署和督戰足球打黑反賭起，中國足球反腐的聲勢越來越大。這場反腐讓人們看到，當一個行業被徹底的偽市場化時，其產生的腐爛有多嚴重。
在中國各種體育項目和賽事中，足球是最早嘗試引進國外俱樂部體制和職業聯賽的項目，開中國體育市場化之先河。但十幾年下來，球員錢沒少拿，足球卻絲毫沒有長進；更糟糕的是，黑哨、假球、暴力、賭博充斥整個市場。這其中的根源，就在於並沒有實行真正的市場化，而是披着市場外衣的偽市場化。
首先，權力高度干預足球市場。中國足球表面上看很熱鬧，但骨子裡是行政權力在支配市場和市場的資源配置。例如，從中國足協的管理和運行到國家隊的管理，從足協主席的配備到領隊的確定，從俱樂部的管理到教練員、運動員的管理，幾乎都是按照行政的一套在進行。
權力干預市場最主要的表現就是中國足協“至高無上”地位。本來，在一個真正的市場化環境里，足協的身份只能是俱樂部的“行會”角色，也即是個民間性質的機構，但現在，它還是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履行着行政管理的職能。這種一身兼二任，既做“裁判”又做“運動員”，既做“老闆”又做“婆婆”的身份和職能的混合，使得足協對足球有着生殺予取的大權。
足協這樣的超級權力機構，讓人們看到，在這個市場中，政府的意志無處不在，資本與權力的勾結無處不在，市場變成了權力和金錢的角鬥場，於是也就有了聯賽的混亂，有了假球黑哨的橫行，有了各種亂象的頻出。這樣的市場、這樣的球員、這樣的俱樂部、這樣的足球，你還能指望它什麼？
其次，俱樂部體制不過是大資本的附庸。國外的俱樂部雖然一般也是由大企業、大財團出資組建，但是，俱樂部和它們的老闆之間，有着嚴格的產權約束。也就是說，俱樂部雖受其老闆控制，但俱樂部本身是獨立的法人，有着獨立的產權，是個獨立的經濟實體。
中國則相反，各足球俱樂部，無論早期由國有大資本組建，還是晚期由民營資本接手，它們不過是這些財大氣粗的資本的“玩偶”。資本之所以願意涉足足球市場，成立各種俱樂部，並不是真的有志於振興足球，而是打着這個招牌以達到其他目的，或者乾脆就為了顯示和炫耀自己的資本實力，表明自己也玩得起足球。目的和動機不純，也就不可能使俱樂部有獨立的產權和經濟地位，而完全聽命於資本。另一方面，多數地方俱樂部的老闆受制於地方政府，為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和榮譽，也就有“政策球”、“首長球”等足壇怪事。
再次，足球市場缺乏法治。市場化的充分發育和推進，須要以法治化為前提和保障，沒有法治作保障，任何市場化都將蛻變為暴利化和權力化。因為市場化的進程必然要遇到種種權力交易的現象，如果在推行市場化的過程中，權貴勢力操縱市場而沒有受到監督和約束，那麼，必然會大量發生權錢交易和權力尋租的問題。這是歷史的鐵律。
上述三點充分說明，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是一場偽市場化，這也是中國體育的其他項目或多或少都存在的問題。但為什麼其他體育項目和賽事沒有如足球這樣的腐敗呢？
原因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其他體育項目和賽事的市場化改革沒有足球這麼時間長，影響廣，甚至有的依然還是舉國體制，從而，暴露出的問題也就不像足球那麼嚴重；二是足球的重要性遠超其他任何體育項目和賽事。作為世界第一運動和最賺錢的賽事，足球所獲得的贊助是其他體育活動不能比的，同樣，資本和權力的勾結程度也是其他項目望塵莫及，因而，要麼不出問題，一出問題肯定不一般。
足球市場的這些缺陷與中國多數領域的改革何其相似，就此而言，可以把中國足球這些年推行的偽市場化改革看作是中國整體改革的一個標本。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的改革的確取得了很大成效，表現在價格的自由化和企業的民營化等方面，市場上絕大部分價格都已放開，絕大多數企業都是產權獨立的自負盈虧的企業。但另一方面，也要承認，改革同時是不徹底和不完善的。這特別表現在改革到一些關鍵領域和環節就停滯不前，多年未有大的進展。
國家（權力）是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對市場進行干預的：一是直接插手企業的微觀運營；二是以行政許可或特許經營的形式對某些行業和領域實行管制，不準民營企業進入；三是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將更多的資源配置給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壟斷企業，山西的煤炭整合所引起的國進民退爭議就是一例；四是行政壟斷，某些行業的國有企業既是市場主體，又履行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行業通吃。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乃是近來廣受非議的鹽業壟斷。
權力干預市場的背後反映了中國兩個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一是政府職能轉變遠非到位，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施政重點還在於經濟增長，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務和基本的社會建設；二是市場還不是一個法治化的市場，政府的權力運行沒有受到法律的應有約束。中國不是沒有法律和法制，而是沒有法治。
文章說：近年來，中國法律出台的速度很快，但首先，這些法律的制定多是由部門所主導，法律條款中暗含了許多部門利益在內，或者是為了方便部門執法，總之是背離了法律基本的公正；其次，法律出台後，主管部門又多以自己制定的實施細則或內部條例來代替法律，作為執法依據，而這些細則或條例又偏離了法的精神，從而使得政府怎麼執行怎麼有理。權力不受到法的監督和約束，必然會產生變異和膨脹，政府的職能轉變也就遲遲不能進行，最後的結果就是權力腐敗，權錢勾結。
所以，中國足球要想“雄起”，走向世界，出路就在於打破行政壟斷，實行真正的市場化，而不是還繼續現在的偽市場化。打破行政壟斷需要足球的管理體制去“行政化”，將足協和它名下的企業進行市場化改制，引入充分的競爭，變成民間組織，尤其是足協本身變身俱樂部的“行會”。
至於中國的改革，目前應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重點，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相關宏觀體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同時積極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建設以及資源價改，打破行業壟斷。在這一過程中，特別要強調應加強法治建設，推進公眾的民主參與。法治建設的目的是要將政府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以抑制權貴資本對市場的危害和公共利益的侵犯。
足球反腐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整個中國也需要一場針對偽市場化的猛烈的“打黑”行動，來重建對市場公正和法治的基本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