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出版的《李鵬六四日記》引起熱議。旅居加拿大的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為此書寫了長篇評論認為，本書是難得一見的重要史料。
吳國光認為，通觀本書，我們看到，李鵬是一個在政治活動中具有很強的敵情意識、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的人。表現在高層權力活動中對於人際關係的認知和應對層面，這就形成了那種敵情觀念與戰爭思維主導下的權力意識。通過李鵬的書中記敘，我們看到，他到胡耀邦家弔唁，胡夫人提出讓民眾瞻仰耀邦遺體，他當即認為這會給壞人以「可乘之機」，
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按原定議程出訪朝鮮，李鵬馬上認為這是「把這個爛攤子推給我了，不知居心何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請願學生要向總理遞交請願書，李鵬認為，這裡有陰謀。他的想法是，他們為什麽不向趙紫陽遞交請願書？他的判斷是：這是「事先有預謀的，他們把鬥爭的目標對準我，把我推到第一線」，要「借群眾的力量」把他李鵬「搞臭」。
趙紫陽對杜潤生說要利用學潮作為一個契機來推動改革，應該是說學生在要求政治改革，這就給遇到來自官僚層的巨大阻力的政治改革增加了民間的動力，李鵬則解讀為趙是把學生鬧事當做趙自己確保和鞏固總書記位置的契機了（「四月二十五日」一節）。這些都強烈地顯示了那種與這種權力意識糾結在一起的陰謀論。
書評作者繼而又提出：為什麼是李鵬的看法，而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看法，成為中共中央的官方判斷？
帶著這個疑團，作者細讀李鵬此書，發現一條重要線索：李鵬記載，四月二十三日晚八時半，楊尚昆「鼓勵」李鵬去見鄧小平，並答應同去。但是，是當晚就去了呢，還是直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才去？李鵬沒有明確交待。查《鄧小平年譜》，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兩天空白，而「四月二十五日」的條目則記載為「上午，在駐地同李鵬、楊尚昆談話，對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的決定，表示完全贊成和支持」。
因此，有理由懷疑，李鵬（以及所有官方敘述）在這裡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鄧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李鵬；正是這個密令，認定學生運動為「旨在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並確定了一系列的強硬應對方針。至於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是不是還有一場談話，或者是官方記錄和李鵬回憶移花接木地把實際發生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事情說成發生在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們目前沒有辦法知道。
吳國光認為，根據李鵬此書「四月二十三日」相關記載的指引，把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來，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經有超乎李鵬的政治權威，針對學潮做成了重要決定，確認學潮為「反革命動亂」，並要求當時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鵬立即採取強硬方針。我認為，這一政治權威，只能來自鄧小平。
在李鵬此書中，還存在着這些矛盾的地方：李鵬開始就指出，他「雖然不贊成胡耀邦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對胡耀邦去世也「感到非常悲痛」，並用了一些筆墨來讚揚胡耀邦。可是，全書再三強調，他認為學生運動是「動亂」的根本原因，在於這場運動「為胡耀邦鳴冤叫屈」。
再一個謎團，圍繞趙紫陽五月十六日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而展開。我們知道，趙在這次談話中披露，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有決定，在最重大的問題上要經過鄧小平同意。在本書中，李鵬承認「趙講的話本身符合實情」，但他質疑趙的用意。鄧小平也說，趙「這是把一切責任推給我」
在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談話這件事情上，李鵬此書所持邏輯是：這件事是實情，但是不能說，更不能公開說，說了就是「陰謀」，就是「分裂黨」。這樣的邏輯似乎很難理解，但現在這也變得比較容易明白了：對鄧小平來說，他的權力不是來自於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更不用總書記趙紫陽來宣佈他老鄧具有使用最終決定權的合法性。談什麽合法、非法？但凡討論這個問題，就等於凸現了鄧在包括迫使胡耀邦下台等問題上的作為的非法性，那就是挑戰鄧的超乎包括憲法、黨章等所有法規在內的「核心」地位。
中共政治的一個最大弔詭之處，正在這裡：它有一整套憲法、黨章、法律、程序，還有一整套民主的說詞，這套說詞也不同程度地體現到了憲法和黨章之中[注27]；但是，真正的政治權威，其產生、運作、認知現實和決定政策，都和這套包括憲法、黨章和民主說詞等等在內的「憲章制度」沒有任何關係。更有甚者，誰強調中共自己所建立的這套「憲章制度」，誰就會被中共政治權威的真正擁有者認定是敵人；同時，另一方面，中共政治也決不會拿掉這套「憲章制度」而另為那種政治權威立一套可以公開的說詞和章程。這裡有重重迷宮，也可以是重重陷阱；這裡有無盡奧妙，幾乎都無法言說、更不能言說。原因很簡單，因為這種政治中的最高權力超越任何「法」，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你和他談論合法非法就是挑戰他。毛澤東對斯諾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等於說，毛認為自己就是天、就是法。打倒劉少奇，用毛自己的話來說，只需要動一動自己的小指頭。鄧小平搞掉胡耀邦，就是毛打倒劉的那一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