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8月19日），新疆阿克蘇再發爆炸案，造成7死14傷。這是孤立的個體事件，還是與兩年前一般，針對軍警的集體性自殺襲擊事件？現在仍無定論。無論如何，此事讓新疆問題在2009年“七五”造成數百人死亡之後，再次以血淋淋的事實引起了全球的關注。本期《上海視窗》，將介紹中國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關於新疆問題的一些觀點。
強世功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哲學、法理學，與房寧等左派宣傳學者不同，強世功對西方政治哲學浸淫很深。
2004年，強世功被借調到香港中聯辦做研究工作，其文章結集為《中國香港 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一書，他探討了香港這一“邊陲”，版圖“統一”後的文化與政制主導權的爭奪流變。
此書一出，他也被視為年輕一代學者中，中國官方的智囊人物。
在香港研究觀察4年後，從研究香港入手，強世功對中央與邊陲、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華夷之辯到現代少數族群問題，有了獨特的視角與認識。在強世功的學術架構中，他對政制發展背後的文化、制度、人心的爭奪特別重視。
5月份，強世功接受了廣東《南風窗》專訪，談了對新疆問題的看法與建言。強世功認為，新疆問題固然是中國內政，但必須放在全球政治權力格局中來思考。他認為，無論台灣、香港和澳門，還是西藏和新疆，都是中國和西方進行政治較量的前沿陣地。在全球化背景下，這種政治較量增加了新疆問題的複雜性。
“這些問題不僅出現在新疆和西藏，也出現在香港和台灣，因此邊疆問題首先表現為是政治文化思想問題，尤其是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問題。”
對於官方在新疆的巨額投資和發展規畫，以發展促穩定。強世功認為“經濟發展問題固然重要，但絕不能陷入庸俗的‘發展主義’，經濟發展不一定能解決族群團結，有時候反而會導致社會分化，製造族群緊張。”
在他看來，“新疆族群關係恰恰是在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背景下變得緊張起來，因為不同族群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有所不同，而一些致富的少數族群精英提出更多的要求，甚至走向分裂的道路。”
強世功認為，近代以來中國一直面臨的問題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獨立主權國家的建構問題，這個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由此才有我說的這些“邊疆問題”。
而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依然是繼續近代以來的國家建構，只不過時代不同，問題表現也不同。他認為，“如果說台灣問題的最高目標是統一，港澳的最高目標是長期繁榮穩定，那麼西藏要解決的問題是政教關係，新疆要解決的問題是族群融合。”
因此，新疆政策的最高目標就是要促進族群融合，任何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必須有利於族群融合，而不是族群分離。在這方面，美國解決族群問題中提出的“熔爐理論”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從中共建政六十年的歷史60年的治疆政策來看。
強世功認為，前三十年中央治理新疆的最高目標就是族群融合。“首先就是漢族入疆，只有這樣才能談得上融合，而新疆建設兵團就是族群融合的重要舉措。”其次，它通過“階級”概念以及窮人翻身解放運動把少數族群的下層百姓整合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
他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在發展經濟的思路下，新疆政策實際上迷失了方向，甚至背離了族群融合目標。
“經濟改革導致內地其它族群進入新疆僅僅為了賺錢，而沒有與當地族群形成穩定的社會關係；基層的衰敗導致漢語教學集中在少數中心城市，清真寺取代了學校，致使社會下層失去了與國家的文化紐帶，開始接受另一套教育。”
而改革開放後，傳統意識形態淡出，“階級”概念的衰落增加了政治融合的難度，法律上的族群不平等甚至歧視，也阻隔了族群融合。
強世功提出，新的新疆政策應該以族群融合作為目標。“不僅要進行經濟和社會的融合，而且要進行法律與政治的融合，最終是促進思想意識形態的融合。”
首先，經濟融合不是單純的經濟發展問題，而是要把新疆經濟整合到整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鞏固和強化新疆與內地的經濟紐帶。社會融合就包括族群之間的人口流動、社區建設和通婚等方面。政治融合就包括把新疆的少數族群的精英整合國家政治階層中。法律融合就是推進族群在公民身份上的人人平等。
當然，文化方面，族群融合絕不能理解為漢化，而是在保持族群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各族群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理解，自覺地維護政治共同體的統一併在政治上認同奠定中國的精神基礎。
首先，面對現代法治觀念的興起，應當借鑒美國模式中的需要積極要素。把作為族群融合的政治基礎從“階級”概念轉向“公民”概念，從強調族群平等轉向強調公民個人平等，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尤其要保護少數族群的權利。
此外，他認為，應該推廣漢語和普通話，他認為少數族群若不掌握漢語和普通話，必然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
強世功建議，應積極利用現行體制這個這個族群融合機制。既然“黨”是超越族群、社會身份、信仰和性別的因素的“先鋒隊”，那麼就要促進不同族群的黨員在黨的體系中的流動和融合。
除了選拔大批的援疆幹部，還應當鼓勵邊疆少數族群的幹部到內地進行掛職、鍛煉。
而對少數族群的文化保護不能變成族群上的刻意分割。應當糾正“少數民族”這個概念的誤用，代之以更為科學嚴謹的“少數族群”概念。
他建議應當選擇適當時機，把自治區或者自治州等名稱中的少數族群的名稱去掉，直接稱“新疆自治區”、“廣西自治區”等更為恰當。
與此同時，在教育領域中就應當取消目前的民族學校，這個特定歷史條件形成的教育體制在“階級”整合失效的今天疑凸顯並強化了族群身份，造成了族群的無形隔離。“讓不同的族群在一起上學、生活，有助於形成穩定的社會關係網絡，有利於族群的社會融合。”
在他看來，這種融合“必須強調大的族群對小的族群的幫助和扶持，從而最可能追求實質平等”，這個政治責任必須有最大的族群漢族來承擔，漢族要在這方面做出更大的犧牲和貢獻。
最難、最核心的是文化意識形態融合，也就是增加少數族群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美國的政治認同是自由主義，而中國的政治認同，則還在摸索中。“這幾方面的融合要齊頭並進，相互促進，任何單一維度的融合都難以長期湊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