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關注中國專題節目時間，我為各位介紹學者洗岩的一篇文章，題目是 « 最高層動力枯竭是中國政治的總病根 »。洗岩在文章中指出，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社會空間不斷發育的同時，權力腐敗、貧富懸殊、官民衝突、環境破壞等病症也在加劇。未來混沌不清，很多人憂心忡忡。裸官、裸商忙於轉移財產、安排後路，公共知識分子則開出多種藥方：民主、憲政、社會主義、權威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儒家、道家、法家……應有盡有。未來究竟有沒有出路？路在何方？中國能否主動進行選擇？這些可說是當下中國最重大的問題。
各種藥方都有其依據，都不難自圓其說。或許，只要其中任何一種能夠真正落實，中國的狀況都可能得到極大改善，未來也將變得清晰。實際上，不需要那麼繁瑣的理論論證與方案設計，不需要那麼多的君臣佐使，只需一味藥服下去，中國的問題就可解決得七七八八 這味藥叫做“從嚴治官”。
原因也簡單，中國是個有着特殊國情的國家，其重要特色之一是，官員的權力極大，掌控着全國最重要的資源。這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優勢在於，只要把官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事情就能快速推進，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前幾十年的經濟建設、“經營城市”，都證明了這點；同理，只要把官員管好，綱舉目張，國家就好治理。劣勢在於，如果官員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就舉步維艱，廉政建設如此，調整收入分配也如此；同理，如果官員管不好，其他方面做得再多，最終可能也只是白忙乎。所以，官沒管好，可說是當下中國一切問題的總根源；管好官吏，可說是解決當下中國一切問題的總鑰匙。要管好官吏，古今中外只有兩種有效手段：要麼以民主方式交給老百姓看管，要麼執政者自己必須從嚴治官。
眾所周知，政治民主化對今日中國來說，還屬任重而道遠。但令人奇怪的是，從嚴治官在中國似乎也此路不通。君不見，各種會議、文件上，照例說是要“從嚴治黨”、“從重處理”；但在實際操作中，怎麼處理最後還是由“一把手”說了算。在英國，倫敦市副市長用公務卡為同學聚會買單（這還是北京奧運期間他從中國官員身上學到的本領），事發後不但被免去副市長一職，而且被法院判處到一家社區公廁從事清潔工作；而在中國，像於幼軍、邱曉華、陳久霖這樣的大案，也不旋踵即可“復出” 現狀如此，貪官在中國這種土壤上層出不窮、前赴後繼就是正常現象；不這樣，反倒令人匪夷所思。
人非聖賢，沒有民權的伸張，沒有權力的分立，中國當然做不到英國那種程度。但是即使在古代中國，貪腐到這種程度也並不常見，一般只有在歷朝歷代末期，才會出現。當代中國由於經歷了對官僚集團的“贖買”，以換取對“改革開放”的支持，所以特殊利益集團快速壯大，吏治“超常規發展”到朝代末期狀態。中國現在最缺的，不是那種“為民做主”的“青天”，這樣的官員不論真假，在官方對先進典型的宣傳中，人們還不時可以看到；真正缺少的真正缺少的，是那種能夠從嚴治官，敢於刀鍘皇親國戚的“青天”。正因如此，“鐵面宰相”朱容基才能贏得基層民眾、知識分子乃至海外愛國人士的廣泛擁戴。朱容基對當代中國的最大貢獻，不是他對中國經濟的掌控力，也不是他的人格風範，更不是他反腐堅決，而是他對待官員、同僚毫不因循苟且，一改官場蠅營狗苟的庸酬之風，為當時中國帶來一派新氣象，讓人們看到希望。
對從嚴治官的衡量，不是看每年抓出多少貪官，而是要改變這種不斷滋生庸官（此庸非指智力，乃指作為，因循苟且）、貪官的土壤。為什麼中國反腐愈反愈腐，貪官、庸官瀰漫？原因其實簡單，民間諺語早給出答案：上樑不正下樑歪 上行，不但下必效之，而且杜絕了改變的可能性。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一切重要改變，都必須從上層決策開始。如果上層本身就是現狀的受益者和維護者，他們又怎麼可能推動現狀之改變呢？
為什麼早已形成全社會共識，公認為行之必有效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遲遲不能出台？有媒體報道，某項調查表明，90%的公務員都不贊成財產公開 其實，這些都是虛的。這種調查所能接觸的，只是中下層官員。這種官員別說90%，哪怕100%反對，只要高層有決心，同樣可以實行財產公開。真相在於，也僅僅在於：正因為高層本身不願意、不敢公開自己的財產，所以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才一直“時機不成熟”；什麼時候時機成熟？只有等到財富積累、轉移過程都完成後，才會成熟。但由於官員一屆5年，好不容易等這一屆的財富積累和轉移完成了，下一屆又要開始積累。所以，只要國產沒有瓜分完畢，公權力未受到有效制衡，“時機”永遠不會“成熟”。
政權高層的利益化和這種利益格局的固定化，導致權力最高層的動力枯竭：只能順着原有慣性維持現狀，不能提供改變現狀的加速度。這是中國當下政治的總病根。在這種狀況下，從嚴治官固不可能，民主化更不可能，憲政不可能，社會主義不可能，儒教不可能……反腐，也只能是一種調劑與點綴。最高層動力的枯竭，具體表現為國家領導人的行為能力受到3條條繩索捆綁。1，強人不再。自鄧小平後，中國很難再出現可以一人之力推動整個體制變化的強者，強人已喪失生長土壤。而這種強人的存在，是現行體制下擺脫利益集團束縛，改變現狀之必須。2，高層決策集體化、規則化。近些年來，最高決策層越來越強調集體領導；在人事、決策上，逐步建立起越來越多難以改變的規則。最高層的這種民主化、法治化趨勢，原因之一就在保障核心層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任何個人，都難憑一己之力改變現狀。有意改革者，也只能有心無力。3，前代干預。前代領導人的權力基礎還在，影響力不退，這既是對現任領導人的制肘，也是對利益分配現狀的加持。現在還只有前一代，十八大後可能出現前二代並存，加持之力更大。
在這三重捆綁下，很難期待中國會出現戈爾巴喬夫或者普京。戈爾巴喬夫的出現，有特殊歷史原因，與當時的大小政治、意識形態氣候密切相關，很難在中國複製。普京的出現，雖然是葉利欽末期利益安排的產物，但他的強勢擁有兩大根基。一是前克格勃強力系統，這一在前蘇聯解體過程中受創最重的體系，為普京重建權力基礎提供了特殊支持，就像文革後老幹部復出對鄧小平的支持一樣。二是選民，這才是最根本的因素。民選制度為普京擺脫對利益集團的依賴，轉而依賴民眾，成為俄羅斯英雄，提供了制度基礎。
既然最高層動力枯竭，運行軌道已被鎖死，圍繞十八大的種種迷霧與紛爭，其實就與中國的未來命運，與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狀況，沒有多少關係。就像紅樓賈府中大老爺二老爺吵架、邢夫人王夫人爭風，與焦大、劉姥之流不相干一樣。不管十八大最終花落誰家，中國的軌跡都會沿早已設定好的方向和方式運行，中國的未來不會有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