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10月10日，是第七個“世界反死刑日”。在這一天，全球多個國家發起了反對死刑的運動，法國外交部長庫什內在“國際反死刑聯盟”的活動中，也呼籲各國儘快廢除死刑，同時暫緩死刑執行。
眾所周知，中國的死刑問題一直飽受世界批評，中國司法當局對每年執行的死刑數字始終諱莫如深。儘管中國在今年8月的刑法修正草案中，準備減少13個死刑罪名，但剩餘的55個，仍然是世界各國中保留最多的。在“世界反死刑日”之際，兩位法國法律學者在北京就中國死刑問題發表了他們的看法。
來自法國高等師範學校東亞學院國家科研中心項目的研究員鞏濤（Jérôme Bourgon）先生和來自巴黎政治學院的鮑佳佳（Stéphanie Balme）女士，在北京法國文化中心共同主持討論會，主題為“刑期無刑 中國法律傳統中的死刑”。
鞏 濤先生在主題發言中，勾畫出中國法律傳統中刑罰的演進步驟，從早期的墨、劓、刖、宮、辟等殘忍的肉刑，逐步進化到漢武帝時期減少損害肢體的刑罰，再到五代 時期確立笞、杖、徒、流、死的刑罰體系，體現了刑罰人道化的趨勢。唐朝則確立皇帝本人要三次審查死刑判決的“三複奏”制度，成為今天死刑複核的歷史淵源。 用歷史的眼光可以看出，中國的法律傳統並非一片黑暗野蠻，相反，有明顯的刑罰人道化的趨勢。
在鞏濤先生看來，隋唐時期的法律是值得中國驕傲的歷史傳統。《唐律疏議》在一定程度上說是一部完整的刑法典。更難能可貴的是，唐朝前期一度出現了廢止死刑的趨勢，公元730年，全國只有28起死刑；公元736年也不過五十起左右，以至於747年唐玄宗在一道政令中宣布停止適用死刑，用杖刑、充軍、流放等代替，這比世界其他國家要領先了一千多年。
可惜的是，這段黃金歲月只持續了短短十二年時間。公元759年，為應對“安史之亂”，唐朝又恢復了死刑的適用。而且根據鞏濤的研究，這段插曲也很難說是現代意義上的正式 “廢 除”死刑。因為一方面，杖刑同樣可能置人於死地，另一方面，有些罪犯免於一死是通過不定期的大赦，而不是有組織的廢除死刑。儘管如此，這段插曲有力地表 明，中國的刑罰一度是寬厚緩和的，遙遙領先於當時的歐洲國家。而且在鞏濤先生看來，制定一部良好的刑法、以及法官依法斷案，是文明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個關 鍵因素，這要比曇花一現的廢除死刑更有實質意義。
此外，鞏濤先生還提醒人們注意中國古代法律中反對酷刑的思想。從南宋詩人陸遊，一直到晚清大臣沈家本，都曾呼籲反對凌遲處死的殘酷刑罰。儘管如此，酷刑傳統卻始終沒有得到足夠的遏制，直到清末修訂刑律時，凌遲處死才最終消失。
和凌遲一同消失的，還有被罰金和監禁所取代的杖刑。死刑也只剩下絞刑和斬首兩種形式，而且也不再當街示眾，而是秘密執行。這種法律改革體現出，古老的中國傳統法律體系，開始向西方法律靠攏。
然而，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包括法國人在內的西方人和中國接觸時，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中國歷史上寬厚緩和的法律傳統，而是行將結束的酷刑制度，這在20世紀初法國的拉魯斯詞典，以及意大利歌劇《圖蘭朵》中都有所反映。
鮑 佳佳女士在評議中提到，在中西方面對死刑問題上，其實很少有所謂的“文化差異”，因為無論是贊成保留死刑，還是呼籲廢除死刑，中國人和西方人的論證方法往 往是相似的。在死刑與民主化誰先誰後的問題上，也很難說有一個確定的模式。鮑佳佳女士以法國為例，提醒說法國革命時期民主化運動達到高潮，但議會很快就投 票決定使用斷頭台作為殺人工具，甚至連革命領袖最後都葬身於此。所以我們很難把民主化和取消死刑兩件事直接聯繫到一起。法國很早就是民主國家，但直到1981年才廢除死刑；而美國至今也沒有廢除死刑，卻並不妨礙它的民主特性。
鮑佳佳女士還提到，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廢除死刑問題正逐漸形成共識，但這種共識並不能立刻被大眾所接受，這一狀況也和當年的法國相類似。中國2007年 從地方收回了死刑複核權，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由此導致了死刑數量的顯著減少（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具體數字）。她希望今後發展的方向是，進一步改進審判程 序，維護死刑犯的辯護權，並且進一步統一法律的適用，加強對律師和法官的培訓。她謹慎地表示，中國廢除死刑的進程今天正面臨艱難的挑戰，但是來自外界的壓 力可能會導致不良效果；相反，通過細緻的工作，例如中法雙方法律職業者的交流，來擺脫既有的成見，可能是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