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此前已被警方收押的村長錢雲會的維權夥伴村民王立權，他的大兒子中午也被警方帶走，事由不明，此前，他的小兒子和妻子已被警方抓走。1月13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劉劍鋒通過網絡發布了《錢雲會案證人調查記錄》，讓已經發生了20多天，漸成記憶的樂清村長錢雲會慘死案，再度回到了公眾視野。這篇萬字的長文，是劉劍鋒在中宣部禁令下達之後，在樂清的寨橋村堅守探訪十幾天的成果。此前，中宣部下令各路媒體撤離之後，溫州樂清警方，對寨橋村的“維穩”變本加厲。
與此前的各種報道最大的不同，是獨家採訪了一名自稱的“全程目擊證人”。這名最新的“目擊證人”與記者簽下了“保密協議”，稱願對“中央調查組”出面作證，證實親眼看見錢雲會“被謀殺”過程。
此人自稱，目擊了錢雲會被謀殺的全過程。他指證說，涉案工程車在當天9時25分即停在死亡點五米外；又說，“案發時間應為上午9：30左右而非警方公布的9：45”。
王立權一家的遭遇，使網友們憤慨不已。這一報道在關注此事的網友中也引起熱烈討論，成為網絡管制者的刪貼目標。
對劉劍鋒這份調查報告的討論，在受管制的微博客和更為激進的中文TWITTER上更加熱烈，到處可見。
記者注意到，劉劍鋒的報道，雖然全文採訪了多達六名目擊證人，但其他五人，都僅目擊村長被軋死後，村民錢成宇與保安的衝突場面，自稱目擊全程的，僅有一人。
可以說，該報道的基點，是這位目擊證人的誠信。對文章的結論，記者與多名前往樂清採訪過的媒體同行交流時，他們紛紛對此保持了謹慎的沉默。
一名曾就寨橋村的征地撰寫了長篇調查報道的雜誌記者告訴本台，錢雲會之死有很多疑點，樂清警方不尊重程序，濫用警力維穩的行為，也讓人對警方的公信力產生巨大懷疑。他認為，劉建峰文中所說的很多目擊證人他們都接觸過，但這些目擊證人的很多證言相互抵牾，無法與已知物證形成證據鏈條，因此，但沒寫到報道里。他認為，不能以情感去替代邏輯，也不能僅以證言構建整個真相。
《南方周末》記者柴會群的網絡文章《被利用的車禍？ 錢雲會死亡案分析》就曾因反對謀殺說，引起不小爭議。
柴會群和前往現場採訪的記者發現，寨橋村說錢雲會死於謀殺的人有很多，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說他死於謀殺。但是，這些說法大都是轉述他人說法，人雲異雲。
在劉劍鋒推出第三名目擊證人之前，村民中曾有先後兩人自稱目擊錢雲會被殺。但都被先後證偽。
此外，事發地是一個村子通往村外的一個路口處（也可能說是車禍多發地帶），是一個較繁華地帶。柴會群認為，“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去謀殺某個人，很難讓人理解。”
他此後的分析則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錢雲會是2005年寨橋村選出的村長。因為征地補償問題，他長期帶領村民上訪，曾經三次坐牢。出事之前，他剛剛從牢里放出半年。
柴會群說，我們不難想見，這樣一個人突然死人，總是容易引起一些連鎖反應：錢雲會對寨橋村實在太重要，他直接決定了一筆高達3800萬元的補償款的發放。
柴會群說，“在錢家採訪時，其家人無一例外地表示反對錢雲會的做法，認為是他拖累了整個家庭。”
錢雲會的家人也承認，錢雲會到死之前仍充滿鬥志和信心，這種信心的由來不得而知，不過三次判刑的錢雲會每次出獄，村裡均有人燃放鞭炮，長達數百米。
柴會群認為，“媒體和觀察團犯的一個災難性的錯誤”是“過分依賴他人證言，而不注重物證，基本沒有物證意識。”
第二目擊證人黃迪燕佐證了柴會群的看法。
黃迪燕出現於12月28日下午，當時，從警方處傳出的消息是，第一現場目擊證人錢成宇已經承認其沒有看到謀殺現場，相反，他看到的是車禍現場。
大量記者雲集村裡，柴會群說，他聽到了村民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你們不是需要證人嗎，新證人已經有了……”。
幾分鐘後，黃迪燕出現了，多家媒體報道了她的目擊證言。雖然此後，她和其他媒體承認說，自己並未真正目擊現場。
柴會群認為，“錢雲會6年村委會主任的使命就是將這筆補償款擡高至他們認為合理的水平，但至死未能實現。因此，他的死就成為解開這個死結的惟一契機。”
柴會群說，“根據他的採訪經驗”，身處弱勢的農民，在不具備政策、法律、和經濟優勢的情況下，要想實現利益最大化，所能採訪的辦法就是“把事搞大”。
把錢雲會之死說成是“謀殺”，無疑是將事搞大的最佳辦法。他認為，錢雲會被謀殺這一傳言，可以說，正是在用一種極特殊的手段來維護全村人的利益。
而寨橋村民，尤其在錢雲會死亡過程疑點重重，警方又極力打壓的情況下，也願意相信這一說法。
柴會群的分析有些冷酷，但並無全無道理。真相是什麼？仍然在迷霧中。
村民們如此決絕地相信，錢雲會死於謀殺，難道僅僅是一種虛擬？或者，更深層的真相，是村民們與剝奪他們土地和生存空間的體制的這場衝突中，村民們已經認定，自己的村長死於這場戰爭，這就是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