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2010年聖誕節當天的浙江樂清錢雲會死亡案件，距今已有一個多月時間。在這一個月時間中，案件真相非但沒有水落石出，反而顯得更加破朔迷離。不同於中國大陸其他的群體性事件，錢雲會之死標誌着當下中國社會信任危機的進一步深化。
民眾不信任政府，這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以往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維權人士還可以在這種格局下扮演“社會良心”角色，但在錢雲會事件的試金石上，這一群體內部也發生了分裂，曾經的標誌性人物，如許志永、於建嶸在得出“交通肇事”結論後，受到了公民社會同路人的強烈質疑，“社會良心”成色大減。當政府不可信，學者調查團和公民調查團同樣不可信的情況下，真相究竟是什麼？我們究竟可以信任誰？這成了公民社會發展無法迴避的問題。
在這種問題背景下，著名維權律師、學者滕彪發表了《分裂的真相 關於錢雲會案的對話》，試圖獨闢蹊徑地反思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相”問題。滕彪提醒，在這篇文章中虛構的兩個對話者都是他自己，或者說，是他自己內心不斷衝突的兩種信念，進而言之，也許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這種分裂。
對話中的角色甲認為，在這個充斥謊言的社會中，我們太需要尋找真相，謊言只能製造更多的謊言和矛盾，而真相終將戰勝謊言。這是一種樸素的、不證自明的正義情感。
而角色乙卻冷酷地追問，這是誰家的正義？哪一種真相？真相是生產出來的。尋找真相的人並不外在於歷史、話語、和生產真相的體制。真相就是權力。我們經常說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其實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人人都有發言權，但問題關鍵是，並非人人都有調查權。而真相恰恰是和這些專業知識、能力和資格密不可分的。
在角色乙的這種邏輯中，權力產生了真相。真相就是偵查權、鑒定權、調取證據權、會見權、閱卷權、立案權、拘留權、檢察權、審判權。真相就是歷史編寫權、檔案管理權、新聞權、出版權，就是中宣部、教育部、保密局和監獄。從這種意義上說，權力是真相之父，但現有的這些權力都在涉案的其中一方手裡。一個公民調查團如果是為了掌握真相， 那麼它從一開始就錯了。
這是一種表面上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因此角色甲悲憤地指責它不過是“強權即公理”，並反問，正義是可以計算的嗎？錢雲會的命值多少錢？對方的回答仍然是冷酷的：真相就是沒有真相，因為沒有權力。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汶川地震，有人試圖去調查真相，結果卻是譚作人被關進監獄，艾未未遭受襲擊。他甚至更加激烈地指出，從網絡上瘋轉錢雲會照片那一刻，真相就死了，永遠死了。現場已經不可能再復原，屍體很快被火化，證人和專家收到恐嚇或指令。體制最擅長的，就是把可能變成真的。
一個令人糾纏不清的問題是：真相和正義，究竟誰最根本？甲認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這種非理性的力量只能使我們離真相越來越遠，而真相是正義的前提。而乙則認為恰恰相反，正義才是真相的前提。所謂正義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系列制度：司法獨立、證據制度、訴訟程序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案件一旦發生，就只能靠事後的證據、規則和人的分析推理來還原，絕對真相是不可能的，絕對正義也不可能。而中國當前的政法制度達不到最起碼的正義標準，因此連真相的前提都不存在。在各種條件之中，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真相存在於對話過程之中，沒有自由交流，就沒有真相。
角色甲的思維也許能夠代表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即認為負責任的公民應該不偏袒，不能唯恐天下不亂。政府有進步也應該肯定。雖然它沒有經過選舉，缺乏起碼的合法性，可是政府也是來自我們周圍的一個個人組成的，我們應該和政府一起改變這個制度。而角色乙卻跳出問題之外，提醒注意我們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道德準則。在缺乏透明的體制下，所謂謠言也是真相的一部分，它反映了深層次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問題。錢雲會被謀殺、被自殺還是被交通事故，已經不重要了。人們不再需要真相了，或者說，真相早已大白， 那就是，政府謀殺錢雲會被認為是最可能發生的，它發生過、正在發生，也將會繼續發生。
儘管滕彪承認這兩個對話者都是他自己，但從中不難發現，他的真實想法，其實更多地體現在角色乙身上，正如他最後所說的，這兩種角色的差別，是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區別，是批判者和建設者的區別。前者義憤填膺，卻離極權主義更近；後者低調務實，而離極權主義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