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為什麼窮？這個問題本來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形態下，只要存在基本的社會公平，大家機會均等，靠個人生存能力立足於社會之中，那麼“有窮人、有富人”就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生態了。不過，最近發布的的一項相關調查報告就相當引人注目 《2010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調查報告》就指出：約1/4受訪者認為自己比周圍人窮。在談到為什麼窮時，人們更多歸咎於社會大環境因素，如社會制度和社會風氣等；而較少歸咎於個人層面的原因。這項調查報告又指，在探究窮富的原因時，人們對“關係門路”有着普遍的價值認同：無論在城鎮還是在農村地區，認為自己貧窮的首要原因都是“缺關係少門路”。
網上的公民月刊刊出北方可可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當“關係門路”成為國人普遍的價值認同。
文章首先引述去年的一條新聞報道。這篇報道說，Guanxi作為一個新詞彙已被洋人所接受，它在英文當中出現的頻率開始增加。在荷蘭一家公司推出的Chinglish.com（Chinese English，中國英語）網站上，Guanxi就被錄入作為“中式英語”單詞之一。可見，這個中國人十分熟悉的中文詞彙，它的具體含義已開始為洋人所掌握了。
顯然，Guanxi在英文當中是找不到準確、貼切的對應詞彙的，否則它就不會成為洋人“引進”的一個新詞彙了。但在國人這裡，“關係”無疑就是一個太過重要的詞彙了，它的準確含義或許我們列舉幾個常用的例句就更容易理解了，諸如搞好關係、你在那裡有沒有關係、你跟某領導關係咋樣、沒關係辦不成事、他的人脈關係相當廣泛……等等，不一而足。其實，從某種角度來看，我們每一個人實際上就都生活在各種各樣的這種“關係”之中。
一位台灣作家有一個獨特觀察 看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一個簡單的觀察方式是：看老百姓有了麻煩會尋找怎樣的途徑去解決？而他發現，在中國大陸，人們有了麻煩常常不是首先找律師，而是托請各種社會關係，比如通過熟人、朋友打通官方關係，以求得問題的解決。環顧我們當下的社會現實，這樣的觀察應當說是一個相當準確的觀察結論吧。
沒錯，在時下的中國，或者說在之前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人們主要就是透過各種“關係”來為自己辦事、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的，這一點就連域外洋人現在也都頗為熟悉以至“入鄉隨俗”、“本土化”得很可以了。相關的典型事例也有很多，比如上次澳大利亞鐵礦石企業的上海首席代表等四人曾被我們的相關機構拘留，那起事件其實也可以看作是“關係”惹的禍，即涉案人員拉攏中國一些鋼鐵企業的負責人搞“關係”，以獲得更多的談判籌碼，從而在日後的生意當中更多獲利。這樣的事情現在在中國就幾乎已經常態化了，很多外企的相關人員也都學會了這一招，相關新聞事件也有很多，其招數也都大同小異，就是以各種手段拉“關係”。此前的相關報道當中就有很多國際名企都有涉案，諸如家樂福(Carrefour)、 西門子(Siemens)、 朗訊（Lucent Technologies Inc）等等。這些事情的頻繁發生似乎讓我們漸漸發現，洋人如今似乎已經越來越明白：在中國，那些“潛規則”常常比明規則辦起事來更見效果，換句話說，“關係”途徑比法律途徑在中國更容易解決問題，或者解決得更快、獲利更多，甚至有些情況下你沒有“關係”那問題就根本解決不了。
文章說，“關係”是如何在我們這個社會當中大行其道的，其實透過下面的新聞實例我們就可以看得出“關係”之於解決問題的“威力”了。來看這則“包工頭詐騙縣委書記”。據報道，被稱為“四川第一貪”的四川犍為縣原縣委書記田玉飛想找靠山，於是他攀上了“中組部處長”杜太平，在行賄47萬元後，發現這個“處長”原來只是一個農民包工頭，假冒中組部處長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杜太平之所以敢假冒中央組織部的處長，他也是在做生意過程中不斷碰壁才幡然醒悟出此一招的。49歲的杜太平是四川省儀隴縣的一個普通農民，早年他組建了一個小建築施工隊來到北京發展。在業務經營期間，杜太平發現，要想在京城混下去，沒有靠山是不行的，而且名頭越大越能唬住人，那些能成功拉到工程的人都是上面有各種關係的。於是，杜太平開始到處托關係。後來，他竟然在圈子裡謊稱他是“中組部處長”。
靠“關係”解決問題當然有違公平、公開、公正原則，但當下的中國社會的確就是一個關係社會、人情社會，這是我們不能迴避的社會現實。而如今“Guanxi”作為一個新詞彙被洋人接受、使用，有人說這是一種新的“國恥”，即便這種說法有些言重，但這種拿不到檯面上的“文明”的長期存在，它有礙於社會的進步，這是毫無疑問的。
“關係”大行其道，“關係”的對象又是黨政公職人員，而司法常常沉默、不作為，甚至亂作為，想想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關係門路’成為國人普遍的價值認同”當然就是一個必然結果了。
‘關係’大行其道對國家未來有何影響？”進入新時期以來，很多新詞彙不斷湧現，“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就是被頻繁使用的新詞彙。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窮二代”的未來它決定着國家的未來。因為理論上來說，在一個理想的社會環境當中，“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當然是最好的社會狀態。而一般理論認為，人才的分布在一個社會當中是呈現正態分布的。換句話說，一個人的天賦、智力與他的出身，比如家庭的窮富，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從這種理想情況出發，如果“窮二代”與“富二代”所獲得的機會完全均等，這對社會的發展是最為有利的，因為它可以實現“人盡其才”這個目標。然而，人類社會大多是做不到這一點的，能夠做到的就是創造一個儘可能好的社會機制，從而最大程度地發揮每一個人的才能，使他們都為社會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不過，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現實卻是：“‘關係門路’成為國人普遍的價值認同”！在“‘關係門路’定勝負”這樣的博弈之下，“窮二代”們被社會邊緣化、他們的成長之路被一定程度上封堵就是某種必然了。
事實上，“靠關係門路致富”這些年似乎也成為一種特別的社會現象了，即經濟學家們所謂的權貴經濟。“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佔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去年，這組數據經由一家境外網站和一家內地媒體的報道，它在社會上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多家媒體和網站紛紛轉載。雖有官方媒體此後刊文稱，這個數據並無權威出處，並通過專家提醒社會公眾閱讀此類信息時應保持一種質疑的態度。然而無論怎樣，權貴經濟在中國的出現基本上已是事實；而無論是權貴經濟，還是官商勾結，就都意味着對社會公平的破壞。在一個缺少公平的社會裡，弱勢群體當然是最大的受害者，“窮二代”當然屬於弱勢群體的一部分，因為他們的出身決定了其不可能有什麼“關係門路”。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無疑是一個社會的毒瘤。而更應強調的是：“窮二代”目前所面臨的生存窘境，它不僅關乎這個群體自身；更為重要的是，它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來講，絕對是一個悲劇，因為大量的人才分布在這個群體當中，扼殺了這些人的成長機會，就等於扼殺了中國的未來！總而言之，人大“拍手”，行政主導，司法一定程度上沉默、不作為，“關係門路”大行其道似乎就是某種必然了；而這就都是制度性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