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一批中國文史學者準備聚會廣東，研討“辛亥革命與中國社會轉型”問題，被官方禁止。不得已，他們便以替80歲的袁偉時教授祝壽為名，在廣州近郊的從化搞了一次大規模的慶生會，與會者是計畫參加研討會的原班人馬，談論的話題也沒有變，只是沒有新聞發布會、沒有記者採訪。
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文史學者張耀傑參加了這次聚會，對這次特別氛圍下的特別研討至今還記憶猶新。他說：“其實大家的發言內容是一樣的，官方說如果要搞全國性研討會，需多個部門批准，而慶生會就免了，是私人活動。最後成功舉辦了，沒有受到干擾。那次會議，因為沒有媒體記者，大家很放開地談。”
張耀傑近年來忙碌於故紙堆中，從紛雜的史料中打撈證據鏈，做了不少20世紀中國政學兩界重要人物及重點事件的個案研究，發表了對宋教仁、袁世凱和孫中山等辛亥人物的研究專著。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中國，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學者們，都在試圖澄清當年的一些史實，他們還必須把握官方給這種澄清所畫定的尺度，因為稍不留神，就會犯規。
去年10月底，瀟湘晨報因在紀念辛亥百年的創刊號發表了《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團已丟盡了臉》一文而遭封殺，成為大陸辛亥紀念活動中的一樁引人注目的事件。此前一個月，張耀傑在廣州參加了官方及南方報業共同舉辦的“嶺南大講壇”，他的演講題目是《辛亥革命的制度創新與歷史局限》。
這次演講使他領教了以敢言著稱的南方報業的謹小慎微，原來每周六的“嶺南大講壇”演講內容都會由南方報業摘編刊登，但他的這次演講，報紙只做了簡單報道，沒有摘編內容，理由是他們不做歷史題材的文章。張耀傑說：“我覺得他們只是找了一個借口，因為我講的比較到位，他們覺得不大好發，我做的是辛亥革命的制度反思。”
那次演講除了對制度層面的反思外，張耀傑主要講的是故事，一是組織同盟會的故事，他認為同盟會的組織者不是孫中山，而是安徽人陳家昌。二是國民黨的締造者是宋教仁而非孫中山。關於同盟會，他認為當時孫中山因受通緝不能回國，被陳家昌等人推舉為會長，留在日本，而陳家昌等則回國從事秘密活動。他說：“現在，大家誰也不提這個安徽人陳家昌，大家把孫中山作為偶像，什麼功勞都是他的，大家跟隨他，服從他，其實不是那麼回事，那時大家都有平等自由的意識，就是找一個人當個頭，過幾年還要選舉，但後來孫中山本人沒有民主意識，一直沒有再選舉。同盟會也就此分裂，大家各干各的。”
辛亥革命後，陳家昌到京師大學堂做教師，二次革命後在北京搞暗殺活動，1913年被袁世凱抓捕殺害，張耀傑研究發現這麼一個歷史人物被後人完全遺忘。
張耀傑演講的第二個故事，是創立國民黨的宋教仁原本想走憲政道路，孫中山把國民黨變成了革命黨和專制黨，後來蔣介石又把孫中山擡到了國父的高度，抹殺了歷史事實。他說：“但歷史真相不是這樣，孫中山沒有那麼重要，關於辛亥革命，連陳其美私下都說過，孫中山沒有任何作用。他常年在國外，對中國的情況根本就不了解，是我們打的天下，我們創造了中華民國，沒有孫中山什麼事情。這些都有文字記錄。”
這些對孫中山不利的文字，在已經實現了憲政民主的台灣暢通無阻，張耀傑的文章在台灣的《傳記文學》發表，他寫的《宋教仁案與國民黨》也在台灣出版。而在中國大陸，指出孫中山真相的文章，還是忌諱，經常被報紙迴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