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全國兩會，主要的任務是討論和表決國家的重大決策，而不是什麼慶功會議。但是，國內多年來卻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兩會期間一定要搞出那種喜氣洋洋的節日氣氛來，似乎只有這樣，才符合兩會精神。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因為要營造出所謂的“節日”氣氛，所以兩會期間就要大力加強社會治安，這個可以理解。但很多地方政府卻以此為借口，狠抓對各地上訪人員的截訪工作，恐怕就有些不靠譜了。
近些年來，每到這個時候，政府主管部門就會發文要求，確保當年的“全國兩會”期間不出現群眾進京上訪的高峰，以及確保不出現影響“兩會”安全順利進行的重大公安信訪問題。
對此，有分析人士認為，按理說，進京參加全國兩會的只是那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而已，各級黨委和政府職能部門還是應該照常運轉，不知道這個時期有什麼特殊敏感之處，需要如此嚴格控制進京上訪人員的數量呢？中選網上作者周小進的文章說，人大代表是代表民眾行使權利的，老百姓平時找不到代表，甚至根本不知道誰代表了自己，因此，兩會期間去找自己的代表反映情況，這有什麼不對嗎？眾所周知，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政協也是個重要的參政議政機構，而代表委員們開會的權力原本就是選民賦予的。如果就連選民到北京找自己的代表反映情況都不行，那麼，人大代表究竟代表了誰的利益呢？
事實上，當今的人大代表大多數都是官員代表，或者是由官員指派的代表。有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各級人大的官員代表比例仍然佔到70％左右，還有30％是非官員代表。但由於人大代表沒有競選，那30％的人大代表也是由官員指定的，換句話說，這部分人所代表的也是官員的利益。因此，這些非官員代表在每年參加完人大會議歸來做報告時，通常都要首先感謝單位領導給了他這次當選人民代表的機會。而報告的內容也往往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如何接見他們，自己又是如何激動、如何表決心，以及如何向黨組織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等等。究其原因，就在於缺少代表意識。
對此，學者木然的文章分析說，人大代表的官本位意識嚴重，榮譽意識嚴重，唯獨代表意識卻很薄弱。比如說，得了一個體育冠軍就可以當人大代表，當上官了或者把企業做大了，都能當代表，影視明星也能當代表。但各行各業的人大代表卻普遍缺乏代表意識，認為能夠當上人大代表是黨和國家給自己的榮譽。對此，有學者早就建議應該專門設立一個榮譽制度來安頓那些作出過貢獻的人，不能再以讓他們當人大代表來作為獎賞了。因為這些所謂的“代表”就連基本的法律常識都不了解，而當了代表又不能不說話，所以他們的種種雷人話語和提案往往都變成了網友們諷刺挖苦的笑料。
木然的文章又說，不僅如此，這些人大代表還形成了某種權力共同體，究其原因，官員代表本來就是個官兒，再加上那些為他們服務的非官員代表，大家都是權力的組成部分。此類權力共同體往往具有多種表現形式，包括於建嶸教授所說的“政績共同體”，以及什麼“謊言共同體”、“拆遷共同體”、“征地共同體”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共同體。而這種人大代表與官員的一體化，本質上就是絕對權力的表現方式。這些官員代表下無公民制約，上無權力監督，融立法與行政於一身，而司法又在行政權力的掌控之下，勢必形成孟德斯鳩所說的那種“殘暴的統治”。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像這樣一個非官即商的“全國人大”，又怎麼可能真正為普通老百姓說話呢？
綜上所述，FT中文網上作者劉波的文章說，今年的中國兩會，恰逢一個十分特殊和敏感的時間點：歲末年初，一場來勢兇猛的茉莉花革命席捲了北非和中東。雖然這場變局的最終走向至今仍不明朗，但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各國民眾對於自身權利和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在明顯上升，但與此同時，對於極權、貪污腐敗和貧富懸殊的容忍度卻在降低。因此，那些表面看上去光鮮亮麗，實則積重難返的國家，一旦有個什麼風吹草動的話，就極易陷入動蕩。
而作者吳鋒的文章則強調說，鮮花、掌聲和艷麗的民族服裝，以及嚴格的安保措施和新聞檢查，只能確保全國兩會會場之內的一派和諧景象。而不同利益群體，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能有更多的機會參政議政，包括法律、規畫、政策、預算等的制定更加透明，各級官員的選拔和任命更加民主公開，以及更加有效的輿論監督，對於中國來說，才是真正的長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