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地震引發海嘯，以及隨後的核電站泄漏事故，使中國大陸的核安全問題再度引發了中國民間輿論的關注。3月16日，中國國務院下令對中國的運營中的核電站進行全面安全檢；並下令全面審查在建核電站，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並要求抓緊編製核安全規畫，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畫，安全規畫批准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
這一重審很大程度上回應了民間對核電站布局、核電站安全運營的擔憂，但目前中國大陸媒體上，關於核電發展的布局和核安全現狀的報道仍非常少見。
原因可能有二。首先，中宣部此前已有禁令，要求對日本核泄漏事件的報道中，不得有反思中國大陸自身核電站安全現狀的報道。再加上核電行業技術密集，習慣於行業內交流，很少對社會普及常識，圈外的媒體人難以掌握報道基礎知識。
從長遠來看，由於節能減排和能源發展的需要，核電仍然是中國能源布局中重要的一環。至少從“調整完善”前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畫”看，中國正計畫大力發展核電。
昨天的《21世紀經濟報道》說，按照舊版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畫》，中國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4000萬千瓦。按照現在運營，在建和籌建機組數目，事實上，到2020年總的裝機容量已超過這個數字。
一位核電專家透露，就在日本核泄漏之前幾日，遞交人大會議討論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畫綱要(草案)》還在考慮，是否將核電規畫目標調整至，“2020年8000萬千瓦”。
存量看，目前中國大陸有浙江秦山核電站，廣東大亞灣和嶺澳核電站和江蘇田灣核電站共13個機組商業化運營。
在建核電機組高達30個，分別是遼寧紅沿河核電站、福建寧德核電站一期、福建福清核電站、廣東陽江核電站、浙江方家山核電站、位於北京的中國實驗快堆、浙江三門核電站、台山核電站、海陽核電站和石島灣核電站。
而籌建中的核電站更是多達90多個。
其中包括：湖南桃花江核電站、大畈核電站、彭澤核電站、昌江核電站一期、陸豐核電站一期、紅沙核電站、徐大堡核電站、涪陵核電站、海豐核電站、三壩核電站、龍游核電站、龍游核電站、東港核電站、蕪湖核電站、南陽核電站、小墨山核電站、靖宇核電站、吉陽核電站、福建漳州核電站、福建三明核電站，常德核電站等。
各省市、各地方政府為核電站的選址“打破頭”。 “一個核電站就是幾百億的投資，稅收，就業、GDP，多快好省，地方政府怎麼能不熱衷？”
以福建為例，在已經有福清、寧德兩個核電站後，福建仍在籌建三明、漳州核電站。整個中國海岸線，被在建和籌建中的核電站包圍，而在日本海嘯後，輿論就認為，沿海分布的核電站安全性有待重新審查。
由於核電站需要大量水源進行冷卻，分布在沿海地帶有其道理，但問題是，大量的核電站被布局在中國大陸內部，如湖北鹹寧、湖南桃花江和江西彭澤核電站。有些甚至靠近當地城市，並用當地飲用水源作為生產用水。如河南省正籌建的南陽核電站被網絡輿論指靠近該市主要飲用水源地白河。
此外，核電站選址與地震帶之間的關係也被網民提出，但地震局官方則說，詳細的地震帶畫分屬於“機密”，因此，在建和籌建中的核電站是否從選址上就避免了地震的風險，不得而知。
環保人士就擔憂，“核電站已經密布中國沿海各省，還有許多個直接嵌在內陸。連四川這樣剛大地震過的地方之前也想建核電站，還有重慶，上了核電站，會不會影響長江？如果一定要建，為什麼不能集中些呢？”。
中國國家核安全局局長李干傑此前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就表示擔憂，“部分企業和地方政府對發展核電熱情過高、目標過大、動作過快，只計一點，不知全局，不切實際，從而在經濟和安全兩個方面都帶來了較大的風險”。
與高速膨脹的核電規畫相比，中國在核技術方面，包括核電人才方面仍有待提升。
在上述演講中，中國核安全局局長李干傑就提出，“核電現在最大的瓶頸是人才”。在人力資源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過快擴大核電建設規模，將造成現有人力資源過量稀釋和無序流動，既難以滿足新建項目人才需求，又影響已開工項目建造質量，其結果是直接影響未來核電廠的運行安全。
除了目前的核電布局並未經過民眾廣泛討論和接受外，中國核電站運營中的風險也從未被民眾所知。
一份關於“核安全法規體系”的內部材料顯示，雖然並未發生核泄露，過去二十年中，中國大陸核電設施中仍發生多起安全事故。
如“岷江實驗堆熔堆事件、秦山30萬核電廠反應堆控制棒驅動機構耐壓殼破裂事件和反應堆堆內構件下部支承結構嚴重損壞事件、大亞灣核電廠控制棒下揷時間超標事件、秦山第二核電廠2號反應堆壓力容器接管安全端焊縫質量事件，以及田灣核電廠眾多的設備質量事件”。官方稱，“這些質量事件雖未引發核事故，但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在內部總結中，核電系統的安全研究者認為，這些事故原因表現為“質量保證體系的運作有效性存在重大缺陷；為追求經濟效益，忽視安全，明顯違反操作規程；設計驗證不足；製造廠採購失控、檢驗失控；核電廠營運單位採購失控、不符合項處理失控等等。”
令人警惕的是，這些事故從未正式對媒體披露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