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上流傳的一個帖子說，一個人月收入1萬元，但卻要繳納14％的個稅、12％的公積金，以及8％的養老保險和4％的醫療失業險，合計3800元。最終，這1萬塊錢被搜刮之後僅僅剩下6200元。對此，國內某主流大報刊登文章闢謠說，“月入1萬元的白領，稅後只剩6200元”的說法並不準確。這是因為，包括公積金、養老和醫療保險等等都不是稅，而是費，並且都是繳費人自己日後可以自由支配的費用。
中選網上作者孫驍驥的文章說，但如果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的稅收，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其實並不算高，這恐怕就會讓大家集體憤怒了。道理說起來也很簡單，不管是所謂的三險一金、個人所得稅，還是營業稅和增值稅等等，給老百姓帶來的感覺卻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在原本可支配收入就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我們還必須被強制上交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給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管理者，這事換了誰，都會不高興。我們的不高興自然有其根據，下面就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比如，你在一條街道上開餐館，本來每天起早貪黑地進貨、做飯，再加上打掃和招呼客人就已經夠操勞的了，才賺那麼一點兒辛苦錢，卻偏偏碰上這條街上的黑社會勢力來收保護費，如果不交的話，這間歺館就休想再辦下去。雖然你心裡一萬個不願意，但操着賣白粉的心，卻只賺着賣白菜錢的你，不用多想也明白，肯定鬥不過黑社會，只好一咬牙，把這筆錢交了。然而，這筆資金的唯一作用，僅僅是讓你的飯館不被砸掉而已。
第二個例子則是，你在這條街道上開歺館，但你很快便發現在此開餐館的還不止你一家，大家都紛紛把廢水爛菜葉兒往街上倒，搞的這條街道臭氣熏天的，客人都不願意來吃飯了。於是，有一天，你便召集其他幾家同一街道的歺館老闆開會，提出建議說，能否僱用一名為這條街道打掃衛生的工人，每天負責把街道清理乾淨，這樣客人也會更樂意光顧，大家都受益。不過，僱用清潔工的費用究竟該由誰來出呢？幾家一合計，乾脆定下規矩，這筆錢大家一起出，但分攤的比例則應根據歺館的規模而定。那些賺錢多、規模大的歺館就多出點錢，畢竟你的規模比別人大，向街道上傾倒的剩菜剩飯也自然會比別人更多。
孫驍驥的文章又說，這兩個故事分別就是保護費和現代稅收的起源。前者，收錢人和交錢人的關係，是地方惡霸和良民的關係；而在第二個故事中，兩者的關係則是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換句話說，二者之間實行的是合同制。根據傳統契約理論的精神，徵稅的政府和交稅的老百姓，其關係也應該是這樣一種僱主與傭人的合同關係，在大部分西方國家，這份合同就是老百姓手中的選票。換言之，老百姓是在僱傭政府，一人出一點錢，給政府公務員湊齊工資，剩下的錢，就作為政府的支配，用來為整個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話說回來，在一條開滿歺館的街道上，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就是保持清潔的街道環境，從而讓客人們願意光顧。而在一個住房難、看病難，甚至什麼都難的國家，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公共產品無疑就是能夠有效解決以上這些難題的對策和措施。但可惜的是，我們的稅收並沒有讓廣大納稅人看到解決這些問題的任何可能性。不過，閱讀歷史你就會發現，稅收的概念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少歷史上的“保護費”都逐漸演變成了稅收。
十二世紀，英國有個很不走運的國王叫作約翰，他很喜歡向老百姓徵收保護費，用來支持他對法國的戰爭，要是打贏了也就罷了，可那個約翰偏偏是屢戰屢敗，輸光了在歐洲的大部分領地。對此，英國的領主和貴族們再也無法容忍下去，於是，他們就把兩把刀架在約翰的脖子上，逼迫他作出保證說，以後再收保護費之前，必須事先經過人們的同意。不僅如此，大家還有權決定這筆保護費將被用在什麼地方，就這樣，歷史上的保護費第一次變成了稅收，這就是人類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憲章》。
再回到現實，為什麼現在中國人都覺得所有的費和稅感覺都一樣呢？這是因為，我們目前還是處於一種“交納保護費”的心態之中，交完了事，就放任不管了，也無從知曉這些費用的流向。因此，說我們把納稅看成是一項光榮義務，都有自我擡舉和拔高之嫌，說實在的，我們從內心裡是把繳稅看作為一項負擔的。不客氣地說，21世紀的中國，我們在這方面尚落後於12世紀的英國 那個被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描寫得既黑暗又愚昧的中世紀。這很穿越，也很悲哀。
孫驍驥的文章最後強調說，不過，事情也不能怨老百姓。中國當代的約翰王們才不怕什麼兩把刀架在脖子上呢，他們手上可是擁有全副武裝的國家機器，面對的卻是赤手空拳、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雖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但他這一雙鐵鞋若是踩踏在你那瘦弱的赤腳之上，那種雞蛋碰石頭的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們的“保護費”什麼時候才能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稅收”這個問題，就像英國人在800年前已經做到的那樣，還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呢？於是，我們目前的現實就變成了：東也稅西也稅，稅里有費，費里含稅。但無論被這些套中帶套的稅和費折磨成什麼鳥樣，你我對此終究也是無可奈何，並無緣置喙。天朝子民，三呼萬稅之後，還是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