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重慶市江北區檢察院在“李莊漏罪案”審理過程中突然撤訴，彷彿同時也撤去了中國律師頭上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儘管陰影仍然隱約可見，但律師們的輕鬆與歡欣溢於言表。在一片鼓舞人心的氣氛中，也有律師呼籲儘快重塑這一行業的形象。
在4月24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律師與司法體制改革”論壇上，儘管大多數與會者仍然憂心中國法治的進程，並提出不少批評，但李莊案檢方撤訴帶來的鼓舞效應是顯而易見的，著名律師陳有西和法學教授賀衛方對司法體制改革滯後的抨擊，博得了聽眾的陣陣喝彩。相比之下，少數律師對重塑行業形象的提醒，似乎被洋溢的興奮之情籠罩得不那麼醒目。
在論壇發言中，一位自稱“熱血沸騰”的八零後年輕律師以激昂的聲調興奮地表示，李莊案撤訴不僅僅是律師的勝利，也不是法院檢察院的失敗，而是中國法治的勝利。面對反對改革的力量，律師應當發出自己的聲音。
然而，以拆遷案件業務知名的資深北京律師王才亮表達了他的擔心。在他看來，整個律師行業最近幾天都處於極度激動之中，這當然無可厚非，但是當整個行業的命運都和李莊困在一起的時候，就需要冷靜地反思一下得失之處。
王才亮律師提醒人們注意，一部分民眾因自己的房子被黑社會採取手段強拆的時候無處伸冤，所以傾向於完全支持重慶打黑。而當律師自認為勝利的時候，有可能失去部分民眾的支持，從而失去更廣泛的服務市場。中國律師需要儘快重塑社會形象，以公平正義為底線展開業務活動，不能沉醉於暫時的勝利，不能簡單地把針對律師的批評聲音視為“五毛”，而繼續被社會視為“黑律師”。
王才亮律師的觀點此前曾經在律師界引起很多批評。隨後點評的賀衛方教授笑稱，這種自我反省的態度需要有很強的抗打擊能力，才能承受這麼多的批評。但賀衛方認為，律師要得到社會理解，並不需要表明自己在道德上完美無缺，相反，律師必須承認自己是有私利的，不需要諱言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全世界包括西方國家民眾都對律師沒什麼好印象，但律師必須恪守職業倫理，保證法律服務的質量。
為什麼律師職業特別重要？賀衛方指出三個方面，一是它是市民社會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二是律師能夠分割司法權，也在塑造着一個國家的司法模式；三是律師同時也改造着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態。可以說，軍隊的政治地位，越高的國家越野蠻，越低的國家越文明；相反，律師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越高的國家越文明，越低的國家越野蠻。律師對整個民族的文明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律師不應被動地迎合民意，而要主動地塑造民意。
賀衛方並不掩飾自己在李莊案撤訴後的喜悅心情，甚至用重慶方言笑稱“老子好開心噢”。但他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事態後續發展的擔心，期望重慶方面能夠“見好就收”，而不要“執迷不悟”。
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張學兵則明確承認，近年來刑事辯護律師的執業環境不容樂觀。他提醒在座律師，畢竟現實情況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執業，離不開現有的政治架構，這就需要律師有高超的職業技巧和良好的平衡意識。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如何更好地對抗、平衡、制約公權力，是一個迄今沒有得到解決的、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張學兵提醒說，律師天然地傾向於強調自身權利不可侵犯，但是要維持良好的社會評價，只能寄希望於律師自己。此前有相關調查研究發現，在“律師自身”、“未聘請過律師的一般公眾”和“聘請過律師的客戶公眾”三者中，相比較而言對律師職業的評價指數越來越低，律師自我評價最高，而客戶評價最低，這給律師職業提出了反思的嚴肅要求，要“心懷憂國之情”，但同時要“盡好本分之責”。
在社會主義中國，律師一直是個身份尷尬的職業。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發出《關於取締黑律師及訟棍的通知》，7年後反右運動興起，律師制度遭到徹底取締，許多律師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律師制度才恢復重建。
而今天，儘管官方宣布“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成”，但近年來律師的生存境遇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每況愈下，李莊案成為這種惡化趨勢的標誌性事件。除此之外，高智晟、滕彪等著名維權律師仍然處於失蹤狀態。李莊案的戲劇性轉折，暫時撤去了中國律師頭上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然而激昂過後，中國律師如何在嚴苛的政治環境中恢復元氣，還需要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