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公民社會是否西方“陷阱”？
5月16日，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發表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的《走中國特色社會管理創新之路》一文，明確提出“公民社會”是西方為中國所設的“陷阱”。自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公民社會正待騰飛之際，此論斷一出，立即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觀點在中國國內同樣獲得有力的批判。有評論強調，中國媒體的不同聲音反映了高層意見的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今日中國之社會已萬難返回一言堂的歷史了。本台在此選發有關討論文章，管窺一斑，也希望大家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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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是馬克思為我們所“設計”，不是“西方陷阱”
作者：曹辛
（轉自《南方周末專欄》2011年5月20日）
5月16日，《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的《走中國特色社會管理創新之路》一文，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
因為該文首先就強調：社會管理創新要防止“落入某些西方國家為我們設計的所謂‘公民社會’的陷阱”，接着該文提出了“創新之路”的核心：由黨委和政府提供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而不是交給社會組織去辦；加強對社會組織的規範、引導，將其納入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社會管理體系。這其中的重點，不言而喻，令人深感不解。
不解一：“公民社會”是西方為我們設計的陷阱？
目前輿論反應最大的，就是文中關於“公民社會是西方設計的‘陷阱’”這個觀點。事實上，近代“公民社會”概念是馬克思和黑格爾“設計”的，並為後來各國共產黨人所發展和實踐。
十九世紀，黑格爾應用“政治國家 市民社會”的兩分法來分析社會的總體結構，認為公民社會是相對獨立於政治國家的，主要由“需要的體系”構成的經濟交往領域、在商品經濟社會中直接從生產和生活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所構成的、不能與政治國家相混淆、不能為政治國家所淹沒的非政治的社會自主領域。（《法哲學原理》）
馬克思則把公民社會主要理解為私人利益關係領域，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始終標誌着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德意志意識形態》）
到上世紀30年代，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葛蘭西，通過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深刻反思，提出了“文化領導權”的思想，開創了從社會文化意義上研究公民社會的理論傳統，啟動了公民社會觀念的當代轉向，今天，把社會分為政府系統、市場系統和這兩者之外所有民間組織和民間關係總和的“公民社會”，即來源於此。
在實踐上，二戰後實行自治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也一直在國內進行“公民社會”的實踐。
我們能說，公民社會是“某些西方國家”為中國“設計的陷阱”嗎？
不解二：我們還能回到計畫經濟時代嗎？
按照上文的核心觀點，中國社會管理的“創新之路”就是主要由黨和政府提供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黨和政府基本包辦一切。這實際上不是“創新”，因為在計畫經濟時代，就是這樣做的。
問題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計畫經濟時代，每個人都被束縛在一個固定的單位，常常幾十年不挪動，這樣自然容易包辦，而現在是市場經濟，一切市場要素都是流動的，幾億人口在全國流動，政府能夠包辦一切嗎？怎麼包辦呢？近年來，黨和政府多次強調要發揮社會中介組織和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的作用，不就是為了完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管理問題嗎？
而且更麻煩的地方在於，當前中國社會矛盾尖銳，很大程度上是基層政府與民爭利造成的。恰恰是部分基層政府不顧大局的行為，使得下層群眾合法權益乃至人生安全受到嚴重侵害，造成嚴重危害穩定的事件頻頻發生，我們能指望這樣的基層政府會為民眾提供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嗎？
看來公民社會，在今天還真有其存在的客觀必要。
不解三：誰的意見才權威？
如果我們把這篇文章和最近這幾周以來，另外兩位黨的高級幹部對這一問題的論述稍加比較，就可以發現其中的不一致。
5月8日，南方網發表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講話，強調：全社會要改變對公民社會的認識，轉變對公民社會的態度，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應當對公民社會的戰略意義有深刻的認識，從而採取積極鼓勵和合作支持的態度。
5月1日，也是在《求是》雜誌，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發表文章強調：“要樹立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理念。現代社會管理既是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並依法對有關社會事務進行規範和調節的過程，也是社會自我服務並依據法律和道德進行自我規範和調節的過程。在社會管理中，一方面要不斷提高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要不斷增強社會自我管理能力。”在這裡，周永康強調的重點是兩者兼顧，而不像周秘書長那樣，只強調其中一點。
周秘書長的觀點，甚至和十七大政治報告、十二五綱要關於增強社會自治和“加強社會組織建設”的論述，都是不一致的，起碼是不完全一致。
究竟誰的意見才權威呢？
不解四：有必要隨“某些西方國家”而起舞嗎？
在周秘書長的文章里，特別引人關注的就是“陷阱”說，我相信秘書長一定看了大量相關部門報來的資料。這使我想起前蘇聯國內一個規律性的現象，這就是：每當西方用非戰爭方式，以非政府組織為主角，在例如人權、反斯大林宣傳等方面對蘇聯進行滲透和破壞時，蘇共中央的本能反應就是收緊國內，停止一切使自己國家變得更加美好的變革，整個國際、國內政策向左轉。其結果是：自己坐實了西方的宣傳甚至誹謗；放棄了推動自己國家和社會進步的一切努力和嘗試。在中國，這一現象自奧運以來，已出現經常性的勢頭。
我們為什麼要隨“某些西方國家”而起舞呢？世界上只要存在國家，就存在國家間的鬥爭，在非暴力已經成為國家間鬥爭的主要方式，非政府組織變成鬥爭的主要角色的今天，這樣豈不是處處被動？
進一步說，若是人家專門就用這種辦法對付你，你還就永遠不進步了？總不能因噎廢食吧。或許，毛澤東的一段話可以給我們以啟發：“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吧！讓他們指責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的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是毛澤東在1949年建國前夕那個艱難的歲月里說的，今天，中國GDP總量已經排名世界第二，應該有這個自信，別動不動就給人嚇住啦。
（本文發表於5月22日《經濟觀察報》，此為原稿）
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作者：俞可平（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轉自《新華網》2011年6月13日）
全社會要進一步正確認識公民社會，改變一些人對公民社會的誤解，轉變對公民社會的態度，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應當對培育和發展公民社會的戰略意義有深刻的認識，從而採取積極鼓勵和支持合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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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特別是在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之後，黨和政府對社會組織 逐步從原來的管製為主，開始轉向培育和鼓勵為主。這次“十二五”規畫綱要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加強社會組織建設”。這是一個實質性的轉變。伴隨着這一重大 轉向，對公民社會的資源供給明顯得到改善，政府資助、服務轉包和社會資助開始增加，不過從總體上說資源供給還相當不足。
公民社會在中國正茁壯成長，應當說是越來越引人注目，越來越重要了。去年我們發起的首屆“中國社會創新獎”，總共有160多個民間組織申請我們的獎項，許多項目做得非常出色，對國家和公民意義都很大。對公民社會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說明不僅中國的公民社會已經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而且對公民社 會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種氣候和力量。
這也說明一個道理，任何事物只要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就會像雨後的春筍一樣，不但阻擋不了，而且使人賞心悅目。2007年，我專門就公民社會與和諧社會這個主題發表過一個很長的訪談。對公民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內在聯繫及重要意義，做了較為全面的論述。集中到一點就是，沒有一個健 康的公民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諧社會。由於那個訪談已經發表，而且收入了我的訪談錄中，我不想重複，這裡我想談談“中國公民社會的現狀與未來”。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結構分化大體定型：以政府官員為代表、以政府組織為基礎的國家系統；以企業主為代表、以企業組織為基礎的市場系統；以公民為代表，以社會組織或民間組織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系統。改革開放後，首先分化的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經濟社會)，其突破口是政企分開。大約從20世 紀90年代開始，大量的民間組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產生，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開始產生，國家與社會開始適度分離。
中國的民間組織開始走向國際，這是近年來一個引人注目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全國性社團已經在122個國際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在92個國際組織中擔任理事。
作為公民社會的基礎，各類社會組織或民間組織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正在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經濟生活方面，社會組織通過積極參與各類經濟活動，推動經濟合作，促進經濟發展；通過提供就業機會，擴大就業渠道。各類社會組織中的從業人員 正在迅速增加，目前已有專職人員540萬人，兼職人員500多萬人，註冊志願者2500多萬人。許多經濟類社會組織和行業組織，在規範行業行為，維護市場 秩序中同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政治方面，社會組織是公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重要渠道，是推進基層群眾自治的重要動力。民間組織也是溝通政府與公民的橋樑，有利於增強官民之間的 互信。社會組織對各級政府的決策正在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有力地推動着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近年來，許多地方的社會組織開始承擔部分政府的公共服務， 為提升公共服務的質量做出了貢獻。
在公益方面，各類社會組織一直承擔著扶貧濟困，促進慈善事業的重任。汶川地震後，政府對社會組織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社會組織在社會救助方面開始與政府有了實質性的合作。社會組織的公益作用還特別地體現在保護生態，改善環境和維護社會治安，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
在文化方面，社會組織有助於塑造民間規範，維護社會團結；特別是在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方面，社會組織的作用非常突出。例如，社區居民的文化體育活動，許多都是由社區的居民社團發起組織的，它們對於改善社會的文明風氣，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今天，人們對民間組織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開始從原先的否定和懷疑為主，轉變以肯定和支持為主。但一些偏見仍然存在，特別是把社會組織設想為政府的天然對手。社會組織的相關制度環境開始得到改善，特別是一些地方性法規有了實質性的改進。例如，在有些地方，基層公益性的社會組織已經開始試行備 案制度。但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制度環境從整體上說，還是制約大於鼓勵，重要的法律法規也尚不完備。
公民社會的自身建設明顯改進，公民素質總體在提高，尤其是公民意識明顯增強。社會組織的人才、機制、管理、經費都遠勝過去。但中國公民社會自身的問題仍然很多，社會組織的自律不夠、人才缺乏、行政本位等現象仍然存在。
全社會要進一步正確認識公民社會，改變一些人對公民社會的誤解，轉變對公民社會的態度，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應當對培育和發展公民社會的戰略意義有深刻的認識，從而採取積極鼓勵和支持合作的態度。黨和政府要進一步完善法規，依法對社會組織進行管理；要加快放鬆對社會組織的管制，更多地給予培育和扶持。各級政府應當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別是積極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勵它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 治的社會治理格局。（作者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鏈接-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狀況
目前，我國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45萬，備案的社區組織25萬，實際存在的300萬左右。年均增長率在8-10%。這些組織幾乎覆蓋了社會的各個 方面：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勞動、民政、體育、環保、法律、慈善等公益領域及中介、工商服務，初步形成體系。僅6萬多個行業協會就聯繫企業會員 2000多萬，4萬多個學術團體聯繫專家學者500多萬，專業協會聯繫1000多萬。各類社會組織的經濟實力也開始顯著增強。據統計，到去年為止，社會組 織擁有固定資產1089億元，年收入約1247億元。
走中國特色社會管理創新之路
作者：周本順(中央綜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
（轉自《求是》雜誌2011年第10期-2011年5月16日）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對於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準，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中國與西方國家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的國情、根本不同的發展階段，決定了中國社會管理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針對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及其産生的深層次原因，創新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法手段，真正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創新之路，建設科學完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
創新社會管理，要充分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是我們政治優勢、制度優勢的具體體現，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根本，要大力加以完善。一定要站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高度，切實解決社會管理中與新形勢不相適應的問題，防止誤信、誤傳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國家為我們設計的所謂“公民社會”的陷阱。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不是過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給社會去辦，而是要確保黨委和政府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到位；不是過多強調按照人口比例發展社會組織，而是要加快群眾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改革，完善職能；不是過多強調社會組織的“第三部門”屬性，而是要加強對社會組織的規範、引導，將其納入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社會管理體系，確保其健康有序發展，真正成為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重要補充。當前，一些人對國外社會管理的認識有兩個誤區：一是“小政府、大社會”，似乎大量的社會管理應該由社會負責。實際上，發達國家並非都是“小政府、大社會”，不少大國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擔著社會管理的主要任務。二是社會組織屬於“第三部門”，似乎獨立於政府的社會管理體系之外。實際上，國外絕大多數非政府組織都有政府背景，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在我國，培育、發展社會組織，一定要制定好行為規範，事先設好“安全閥”，防止一些別有用心的社會組織繁殖起來。
創新社會管理，要大力弘揚黨的優良傳統。我們黨最大的優良傳統就是群眾工作。群眾工作是社會管理的基礎性、經常性、根本性工作。要積極探索加強和改進群眾工作的新途徑新辦法，將其貫穿到社會管理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在繼承和運用以往群眾工作有效做法的基礎上，針對新情況和新問題，不斷創新群眾工作方式方法，真正賦予群眾工作這一優良傳統以時代意義，社會管理之路就會越走越寬廣。對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我們把基本公共服務真正落實到他們身上，使他們現實生活有改善、未來生活有希望，他們就會堅定不移地跟着黨走，擁護、支援黨委和政府的決策，擁護、支援社會管理；對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就業的70%的城市就業人口，我們把國有企業服務管理員工的經驗延伸到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真正使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承擔起服務管理員工的社會責任，勞動關係就會和諧得多；對4.57億網民、8.59億手機用戶，我們在發揮好有關部門依法管理職能作用的同時，把廣大網民在凈化網路環境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發揮好全社會共同監督的作用，虛擬社會就會健康有序發展；針對當今社會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心理疾病越來越多等問題，我們開展好社會關愛、心理服務工作，個人極端桉（事）件就會大大減少。只要把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滲透到一切社會管理活動中去，社會管理就會得到更大改觀。
創新社會管理，要繼承中華民族優秀社會管理文明成果。中華文明作為人類文明史上傳承最好的文明之一，幾千年的社會治理，至少在兩個方面仍有借鑒意義：一是重視道德教化，“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念和《三字經》、《弟子規》等經典，不少內容已融入我們的民族血液，在引導人們行為、規範社會秩序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二是重視基層自治，傳統社會縣以下沒有行政機關，主要靠鄉紳、里甲自治，除殺人等重大犯罪外，大多數矛盾在民間自行消化解決。今天，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容易使人們産生對現實生活的高期望，如果不加強思想道德引導，反而把人們慾望的“胃口”吊得越來越高，社會情緒就無法安撫；政治上，人們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治意識、監督意識不斷增強，如果不在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同時，遏制極端個人主義的影響，就難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社會上，人民內部矛盾多樣多發，如果不在堅持依法公正處理的同時，倡導社會寬容和諧精神，立足在基層自我化解，而是都走訴訟渠道，不僅訴訟成本高，社會也無法和諧穩定。我們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可以對“為公”、“為善”、“和睦”、“孝悌”等傳統美德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揚棄，促進人們牢固樹立“八榮八恥”的榮辱觀，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奠定思想道德基礎。藉助傳統文化載體，借鑒傳統道德教化的形式，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煉成全社會易於認同、易於遵守的幾個字的價值觀，從娃娃抓起，在全社會大力宣傳，做到朗朗上口、婦孺皆知，其作用不可估量。我們應當深入研究民間矛盾自我化解、鄉村自治的歷史文化傳統，創造更好的方法形式，努力使群眾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打牢社會和諧穩定的根基。
創新社會管理，要借鑒國外社會管理有益成果。世界各國的文明史本身就是相互借鑒、相互促進的歷史。對國外社會管理的有益成果，我們要採取“拿來主義”，以世界眼光認真借鑒吸收，為我所用。比如，有的國家通過人手一張有形的社會保障卡和無形的科技資訊網路，把人的就業、收入、誠信、守法等基本資訊集中起來，促進依法有序管理；有的國家通過採集人身上不同的生物學特徵資訊如虹膜、指紋、DNA等，對本國人、外國人既嚴格保護個人合法權益又進行有效管理；有的國家每年春天、秋天，由政府官員、企業代表、工會幹部三方協商員工工資，有效解決企業效益與員工收入的矛盾；有的國家執政黨組織黨員廣泛融入社會，參與社區各種日常服務，增強執政黨在普通社區民眾中的影響力；有的國家實行房地産稅與社區分成，使社區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有能力搞好面向社區居民的“小服務”；有的國家重視法治權威，處理矛盾、個桉不以犧牲規則為代價，在全社會形成嚴格依法辦事的環境等等，都可以借鑒吸收，結合國情予以創新。在這方面，我們反對的是“搬來主義”，不管有用無用，全部照搬，贊成的是結合我國國情進行針對性的消化、吸收。（作者：中央綜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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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