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號，北京自由主義學者秋風先生在其新浪微博中披露說：復旦上海論壇閉幕式上，學者鄭永年奢談什麼“中國當下的政治模式為人類最好，簡直完美無缺” 等等。秋風想不明白的是，什麼才可以讓一個人如此變態？由於實在不能忍受這種公然污辱公眾智商的行徑，便決定起身離開。當經過主席台時，他忍不住手指鄭永年，連聲痛斥三聲“撒謊”，臨出門前，再斥一聲，方覚痛快。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據悉，這條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支持秋風的人甚至說，“鄭永年就是個政治理論混混，秋風說其撒謊，已經算是客氣了”。
但反對者卻指責秋風“只是揮舞意識形態的大刀胡亂砍殺而已，這種人說白了，就是當代的十字軍”，雙方針鋒相對。對此，有分析人士認為，我仔細研讀了鄭永年在上海論壇演講的速記稿之後，發現秋風先生的言行雖然有不妥之處，如果能夠在鄭永年演講結束之後，再表達自己的嚴厲批評，似乎更合乎禮儀。但是，他批評鄭永年“撒謊”甚至是“變態”，卻是有根有據的。比如說，鄭永年認為，中國不會發生類似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因為中國有最高領導人的定期卸任制，雖然沒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制度形式。
鄭永年說，阿拉伯世界儘管已經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還是一個人在統治，一個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誰也不會喜歡你，不管你做得有多麼好，但中國卻因為有高層領導的任期制，從而很好地避免了這個缺陷。對此，中選網上作者徐柯建新的文章反駁說，鄭永年這是在撒謊，首先，中國沒有發生茉莉花革命，恰恰是因為我們不像阿拉伯世界那樣已經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而是公民社會的力量嚴重缺乏，容忍表達抗議的空間非常有限。就在不久之前，官方剛剛警告說，社會管理不能落入所謂“公民社會”的陷井，此舉恰恰顯示出，當權者非常明白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發生，與西方模式的民主有很大關係。
其次，朝鮮最高權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其極權的程度幾乎是舉世無雙的，但朝鮮為何也沒有發生茉莉花革命呢？可見民眾是否樂意接受其當前的統治者，並不是能否發生茉莉花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第三，墨西哥憲法規定的總統任期也只有4年，但這並不足以否定墨西哥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也曾是威權主義專制這一歷史事實，其社會抗爭乃至革命也持續了幾十年。由此可見，假如某個國家沒有發生茉莉花革命，與其最高領導人的任期長短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並且也不意味着該國民眾就樂於接受其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現政權。而只是因為，民眾根本就沒有機會，也沒有力量去反抗而已。在這裡，鄭永年將一個國家有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問題偷換成領導人任期長短的問題，這是他撒下的第一個彌天大謊。
鄭永年先生又說，中國執政黨不是一個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個群眾性政黨。以前共產黨的目標是要消滅資本家的，但自從九十年代向私營企業開放之後，民營企業家也可以入黨，甚至可以當幹部、做官；而西方的多黨制，一個黨左一點，另一個黨右一點，分別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據此，鄭永年認為，中共的執政基礎甚至要比很多西方類型的政黨制度還要廣泛得多。對此，徐柯建新的文章點評說，這個論證很有意思，我再給鄭先生增加一點內容 ，幾乎所有的兒童都要加入少先隊，大多數的青少年也都是共青團員，依照這個邏輯，黨國的基礎其實要比鄭永年想到的還要廣泛得多。而且，只要執政黨願意，他這個基礎還可以再擴大好幾倍，比如，將黨員擴充為兩三個億，那麼執政黨的基礎大概就可以空前絕後了，完全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好幾次了。
但是，黨員的多少及其階層成分並不能有效地改變黨國的性質，資本家能夠入黨不過是黨國“創新社會管理”的一種手段，不過是不走極權主義、改走威權主義罷了，這有什麼可驕傲的。威權主義者可以根據需要，引誘某些人入黨，必要時甚至可以強迫入黨。政治學的常識告訴我們，能夠掌握國家社會權力的總是少數人，中國的黨員越多，並不意味着黨國權力的分享者也就越多。與此同時，威權主義之下，黨員證向全民的開放與擴充並不意味着其合法性的增加，也不意味着執政者所代表的民意基礎就越廣泛，這只不過是執政集團的內部調整而已。或許有時候它意味着可以收取的黨費更多，身不由己的人也更多呢，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夠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呢。。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黨，無論其人數多少，也無論或左或右，他們要想取得某屆政權，除了努力討好民眾以外，別無他途。由此可見，一個政黨，傾向於自由民主與否，與其黨員多少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反觀我們這裡，一個人並不需要多大的智慧就能搞清楚，黨國究竟是哪些人在統治，不過是幾十個、至多上百個高官政要的家庭而已。其家族政治性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到底是哪一個更加顯著呢？在這裡，鄭永年將政權基礎的合法性問題偷換為執政黨黨員的階層問題，這是他撒下的又一個彌天大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