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智囊為重慶模式辯護 貶稱批評者為蟲為牛
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是薄熙來治下“重慶模式”的主要理論推手之一。近日，蘇偉通過法國記者訪談的形式發表長文，系統性地為“重慶模式”辯護，其中針對批評重慶打黑罔顧法律正義的批評者，蘇偉將其比作蟲子和鬥牛，進行了猛烈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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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中旬，法新社北京分社記者瑪麗娜、博思天、《費加羅報》首席記者海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法語組駐京記者拉嘉德、《世界報》駐華記者布里斯先後採訪蘇偉，後者以此為契機，發表9000多字的訪談體長文，圍繞“什麼是唱紅”、“唱紅與打黑的關係”、“唱紅是否左傾”等七個主要問題展開辯護。
在蘇偉看來，“唱紅”與“打黑”是相輔相成之舉，只有又打黑又“唱紅”，法治加德治，才能治本，改變官場生態環境和社會生態環境。蘇偉承認，在選擇紅歌範圍時，刻意避開了中國共產黨犯錯誤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那些調子“左”的歌，稱它們不是“紅歌”，而是“紫歌” 紅得發紫的歌，重慶將它們拒之門外。
至於重慶打黑運動中的程序正義問題，蘇偉並沒有區別“法制”與“法治”在內涵上的區別，而始終以前者統稱。他繞道法國，高度讚美巴黎公社開創的“議行合一”傳統，並稱必然取代西方通行的“三權分立”而成為世界主流政治形式。
在這一前提下，蘇偉稱重慶打黑是“社會主義民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法制行為”。而質疑打黑的聲音，在蘇偉看來不外乎歸於兩類，一類是被重慶打黑觸動的特殊利益集團，另一類是站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基礎上，以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有色眼鏡”的人。
在程序正義的實質問題上，蘇偉以吃飯打比方，一方面承認“民主”和“法制”是普世價值，但同時又認為這種普世價值沒有意義。針對批評重慶法院缺乏獨立性，政法委領導公檢法部門辦案的聲音，蘇偉反駁說，共產黨對公檢法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制的特徵，正如在一口鍋里“亂煮亂撈”地吃火鍋就是重慶人吃飯的特徵。
蘇偉更從道德層面嚴厲指責批評者，稱他們還不如在夏天出生、從未見過冰的“夏蟲”，輕蔑地稱“你給它講什麼是冰，就如同對牛彈琴一樣，它搞不懂的”。蘇偉還更進一步地指控，對於那些看到冰卻不承認的蟲子，“就有立場和特殊利益問題了”。
雖然重慶檢察機關在追訴李莊“漏罪”時，並沒有將所謂“合同詐騙”列入其中，但這並不妨礙蘇偉繼續將李莊索要代理費用的行為作為他眼中“黑律師”的典型，並成為代表“特殊利益”的具體事例。蘇偉更宣稱，這樣的特殊利益集團如果與黑社會“勾結”起來，是多麼恐怖的事情。
蘇偉還針對採訪者的背景，頻頻用法國歷史為重慶辯護，例如用法國人不會唱馬賽曲來為“唱紅”辯護，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同法國1789年革命相提並論，並用薩特帶上紅袖套作為他支持毛澤東的例證。
對於批評唱紅是左傾回潮的觀點，蘇偉再次輕蔑地將其比喻為鬥牛，正常的紅布在鬥牛眼中都是“左”得很的火，非得拚命把這團火頂滅。因此蘇偉充滿優越感地表示，重慶的一貫態度是“走自己的路，讓牛們去說吧”。
然而另一方面，蘇偉也不點名地批評了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極左毛派，稱他們是少數真“左”的人，實際上再給重慶“幫倒忙”。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慶模式的官方智囊中，蘇偉罕見地公開提到薄熙來的在十八大後政治前途的話題，雖然他堅決駁斥了推斷個人名利動機的做法，稱之為“具有廣泛自發性的歷史性謬誤”，另一方面，他自豪地列舉了重慶當政者的政績，認為已經樹立了足夠的口碑，不需要再通過唱紅的方式去“更上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