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從事環保工作，為愛滋病患等弱勢群體發聲的胡佳，在入獄3年半之後，於6月26日刑滿出獄。胡佳出獄後仍要被剝奪政治權利1年。在去年另一名大陸異議人士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前，胡佳曾被視為最可能獲得這項殊榮的人選之一。二零零八年四月被判入獄三年半，十月獲歐洲議會薩哈羅夫獎。也儘管胡佳在國際上享有很多同情與支持，胡佳在26日凌晨2時半返回位於北京通州的住家，但住家社區外，卻仍有大批警察嚴密看守，其實遭到軟禁。
中國勞工通訊在歐洲代表蔡崇國接受採訪，認為從胡佳從事非政府性質的社會維權活動的遭遇，可以看到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處境比較微妙。最近，艾未未與胡佳被釋放，以及人民日報發表一系列提倡寬容和社會對話的社論，溫家寶第七次將政治改革，中國政治天枰似乎向公民社會發展方向傾斜，但究竟結果會是怎麼樣，人們還看不出真正的苗頭。
中國最近發生多起大規模群體騷亂，當局忙於處理這些騷亂。但這些大規模群體騷亂對中國政府放鬆對非政府組織的鉗制控制是有好處的。
中國當局對方支付作者的控制與監督有多種方式方法。中國外訪的官員也承認，而且官方報道也有披露，中國各地政府機構都有非政府組織名單。包括哪一些非政府組織，他們從事哪一些活動，有哪一些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熱衷於為這些非政府組織以及社會維權，都列有清單。外界把這樣的名單稱之為黑名單。中國公安部門，國家安全部門根據這樣的名單進行監視。非政府組織成員和維權律師經常被安全人員請去喝茶。這成為一種控制手段。
這樣的控制手段造成對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心理恐懼。同時通過這樣的控制，政府及國安會公安部門及時了解非政府組織工作與活動的計畫。
中國政府還通過對報刊和網絡媒體的控制來監控非政府組織，對非政府組織的網站與出版物檢查控制非常嚴厲。在不同敏感時期，一些非政府組織的網站被關閉，根本無法正常運作。這迫使非政府組織進行調整。
中國政府還對非政府組織的經費來源進行嚴厲控制，嚴查非政府組織的經費來源。非政府組織的經費由哪一家政治機構資助，經費進入哪一家銀行，政府部門通過對其帳號以及彙兌的監控達到控制非政府組織的目的。
蔡崇國認為，在中國，非政府組織其實應當是社會緩解衝突與矛盾的一種渠道，民眾其實可以通過非政府組織來表達願望，並通過非政府組織維護權益。如果民眾能夠通過非政府組織來得到表達與宣洩，就可以避免許多社會暴力與騷動。最近發生的廣東潮州，湖北利川民眾暴動，與當地非政府組織機制缺乏，發展不發達很有關係。反過來也可以說，在非政府組織發展較好的地區，暴力事件和群體騷亂事件就少得多。一些觀察以為，如果中國當局果真發現了這一層關係，可能會以理性態度對待非政府組織。
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在目前敏感時期會不會有進一步發展空間，看法並不是完全樂觀。一些學者希望看到非政府組織有相對寬鬆環境。他們認為中國在2008年前後，大規模群體事件的壓力就比較少，可是，今年以來大規模群體事件又明顯增多，規模也越來越大，暴力程度也在增加。廣東的群體暴力死了不少人。從官方媒體以及網際網絡和微博上都可以看到民眾仇官仇富的情節非常嚴重。罷工行動也有所增加。
觀察表明，社會群體事件中，參與者並不僅局限於相關者，像遭到城管打人事件，犧牲者家人親戚要去鬧事，不相乾的人碰到以後也在積極參與。他們燒警車，砸政府的房子，就是為了表達對社會嚴重的不滿。面對這些壓力，政府因為腐敗，行政效力越來越低下，反應越來越遲鈍，反應水準也越來越低。政府部門面對這樣的危險與壓力首先是壓制，其次就是歪曲事實撒謊欺騙導向。但歪曲事實的結果只能激起民眾更大的憤怒。
可以發現一個發展軌跡，一些事件的開初是小事，但因政府壓制與謊言，事態反而擴大。中國人就批評性總結說小事弄大，大事弄爆。
在民眾不滿越來越低與政府反應越來越低下的矛盾中，政府除了發展公民社會，支持非政府組織以外，其實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蔡崇國認為，中國回到50年代，回到文革嗎，可能性很小。中國大多數40歲以上的人對文革都有非常痛苦的記憶。中國現在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儘管這些人很多事官員幹部，公司的經理，他們不願意回到50年代，因為那樣他們將失去現有的一切利益。這些在中共黨內存在的利益集團，根本上將不會贊成重慶的模式。重慶模式需要一個毛澤東那樣的人物，現在中國沒有毛澤東那樣的人存在。中國腐敗的現實使社會也不可能回到60年代中國的狀況。重慶模式已經被批評是缺乏現實土壤。唯一的發展道路就應當是發展公民社會，允許非政府組織發展，從而建立公民社會對話的機制。
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前景並不明朗，也不令人樂觀。一般認為，中國地方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打壓更為嚴厲，這是因為地方政府更加關心政績與仕途升遷。這可能意味着即使中國中央政府決定支持非政府組織發展，地方政府也會維持打壓非政府組織。中國地方政府的權力太大，他們不希望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妨礙地方政府以及政府附屬組織比如共青團，官方工會，婦等等的影響，黨政軍各個組織機構的影響與工作受到非政府組織的妨礙。除了拒絕權利分享，中國地方政府更不希望有人接他們的腐敗與官商勾結的瘡疤。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存在與中國地方政府的利益有直接衝突。非政府組織的存在發展將促使社會透明，而透明與公正的壓力卻正是政府部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無論中國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怎樣的，地方政府都會加以抵制。
在中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只希望非政府組織停留在環保與慈善等公益領域。一旦非政府組織特別是一些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像胡佳艾未未或者萬延海，干預敏感議題，批評政治，批評這個省或那個市的領導人，政府就要對他們進行打壓。反過來，非政府組織只要停留在慈善事業才能得到發展，否則就會遭到打壓。但問題是即使是幫助貧困，改善環保，也立即就會觸及到保護公民基本權利問題，比如拆遷，幫助農民工討工資，維護農民工基本權利，替農民工或其他下層人民打官司，報道貧困現象或環保事故，這都將涉及到中國基本的體制問題，涉及到各級領導聲譽以及他們的利益問題。這一切都將遭到打壓，自然造成非政府組織遭到沒完沒了受打擊的境況。
中國今後的發展將長期面臨衝突，一方面政府只希望非政府組織限制在慈善公益方面。但同時另一方面只要非政府組織投身社會，就會觸動基本體制束縛，衝擊各級領導人以及權利周圍的利益。非政府組織發展同利益集團存在衝突。
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與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應當是必然的趨勢。包括記者與律師要求行使職業的獨立與空間。民間的覺醒意味着表達權利與願望越來越強烈，這對發展中國非政府組織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