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國國家文物局、中科院、教育部等一些中央部門開始公布三公消費情況，公眾也從中挑出一些問題。比如，國家文物局今年接待費的財政預算比去年實際 支付高了100餘萬，兩倍多的增幅令人很難接受；中科院“三公預算”今年預算高達兩億多，公眾質疑其接待費過高，去年僅公車消費就超過7千萬。網上的公民月刊刊出單士兵的文章：“三公消費”：誰也躲不掉公眾挑剔目光 。
文章說，公眾仔細打量“三公消費”的賬本，發出一些質疑聲音，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作為納稅人，誰都希望自己“充公”的錢能用在刀刃上，來實現更多公共 公益。公眾對“三公消費”保持強烈挑剔的眼光，本身就是公共意識的覺醒。從已經公布的中央部門情況來看，一方面，這些部門擺出的相關信息，本身並不全面細 致，多屬於選擇性公開，不利於公眾全面監督；另一方面，即便是在選擇性公開的情況下，“三公消費”也仍然存在諸多不合理的地方，相關理由很牽強，很難證明其經費使用的正當性。
比如，國家文物局在公務接待費今年暴漲兩倍多，理由就是拿預算與執行來說事。他們強調去年7個外國來華文化交流活動未能舉行，所以才沒有花掉更多的接待費。這個解釋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但只要有點財務常識的人都明白，財務預算本身就是極其嚴肅的事。堂堂中央部門連請客吃飯的錢都預算不好，這本身 足夠讓人當笑話看了。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去年請客人沒來少花錢，今天請客可能人會來多了，保不準要多花錢。這樣一來，還要財務預算有何用，這樣隨意操作可以差距高達幾倍的接待費，又怎麼可能控制在合理的層面呢？
至於中科院解釋超過7千萬公車消費，就更莫名其妙。一句用於“科學考察、科研活動”的寬泛說詞，讓公眾又如何監督？誰能證明其中就沒用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公費旅遊呢？“三公消費”令公眾非常焦慮，說到底，就是擔心其中存在太多“以公肥私”的腐敗。只有將相關費用的使用標準與具體執行情況全面公開透明，才能真正滿足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從這個意義講，像國家文物局、中科院等已經公開“三公消費”的部門，還應該拿出更大勇氣，去進一步回應公眾質疑。同時，也期待審計部積極介入進行核實，來對民意進行充分回應。
不必諱言，公眾的挑剔眼光與持續詬病，會對中央部門形成一定的壓力。這或許也就是為什麼現在仍然還有那麼多部門繼續“爽約”的原因。其實，“三公消費”背後可能“水很深”，這並不僅僅是公眾猜測，而是被無數事實證明過的事。現在一些中央部門遲遲不願公布“三公消費”，對中央與國務院相關要求置若 罔聞，本身已是錯誤。如果還在幻想可以使用“拖”字決最後不了了事，或者花費心思對“三公消費”進行更多的技術處理，甚至在公布結果中注入“水分”，那樣的話，到最後不但躲不開公眾挑剔眼光，反而會掉進公信力淪陷的更深泥潭。
不論如何，現在一些中央部門公開“三公消費”情況，已經是一種開始。接下來，公開“三公消費”將走向何處，仍有太多懸疑。公共財政的使用，最終 不可能繞過公眾挑剔的眼光。現在相關部門應該把公眾的詬病看成是鞭策與激勵，而不應該簡單地視為壓力與負擔。當然，對於那些仍然還死死抱住賬本不願以真面 目示眾的中央部門，人大也有必要通過行使質詢權來倒逼其迅速進行信息公開。這些部門自己也應該明白，越是“千喚萬喚始出來”，到最後越要經受公眾更加挑剔的目光。
另外，公民還刊出聶日明的文章：起征點只是稅政危機的冰山一角。文章說，6月30日下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方案中，除了減少稅率級距、提高對高收入人群的稅率以外，還將個稅起征點將從現行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比此前提交審議草案中的3000元提高了500元。此時據上次調 整已有3年有餘。
社會輿論對個稅的稅率過高、起征點過低一直有很多批評。作為納稅人中感受最直接的稅種，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尤其近些年，社會總體稅負長期上升，收入分配 中居民所得比例持續偏低形成了大量的怨氣，對起征點過低的批評，是勞動報酬佔GDP比例過低的一個自然的反應；並且隨着社會平均工資持續增長，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繳納個稅的行列，但社會生活成本也與日俱增，居民沒感到收入增長的實惠，卻受到了稅率增加的壓力。
雖然個稅調整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家庭負擔、區域工資差距、多種收入來源、征繳方式等，但自1980年《個人所得稅法》頒布以來，歷次個稅調整的核心卻只有起 征點調整。個稅起征點長期偏低，2010年我國的人均GDP為29748元，年度起征點相當於人均GDP的80.7%，而工業化國家，這一數值多在20% 以內，相對起征點遠高於中國。如此寬口徑的稅基，提高起征點可以直接的減少低收入居民的個稅稅負，並且每次提高一點點，而非一次到位。通過這一議程設置，可以一次次的吸引居民對稅收的關注點，讓他們得到了實惠的同時，不思其它稅政改革的訴求。
事實上，深層次的稅政調整，將嚴重挑戰當前稅政的行政能力和政府徵稅的信用基礎。居民對個稅的意見大，是因為社會綜合稅負高、是稅政對勞動報酬所得的邊際稅 率過高，其解決的治本之道在於：逐漸向以自主申報、綜合徵收的個稅制度過渡。很明顯，財稅部門根本沒有這種準備，即使現在的個稅是直接稅，也是由企業代征 代繳，其征繳方式上採用的還是間接稅的方式。政府或許還要考慮，當前稅政與納稅人意願的疏離，使得稅收的合法性不那麼穩困，一旦改為自主申報，納稅人會有更強的衝動去問責政府，當前的政府信用經不起這種挑戰。這也是政府偏愛間接稅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便民意如此洶湧，財政部也不大願意屈就民意做出大的調整。今年兩會時，多位人大代表建議將起征點調整為5000元，全國人大的草案意見徵集，社會聲音也表 示起征點應較大幅度的調整，不應限於窄幅變動。但財政部門也有他們的難處，近十年以來，個稅占稅收總額的6.5-7%，已經是稅收的重要部分。近些年，盡 管財政收入連年以20%的速度增長，但財政明裡暗裡的窟窿都不小，財稅增收的壓力仍然很大。在當前個稅主要以工薪為徵收對象並且社會平均工資低迷的情況 下，起征點哪怕只提高一點，也將面臨稅基的大幅度降低。按財政部的測算，減除費用標準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以後，工薪收入者的納稅面由目前的約 28%下降到約7.7%，納稅人數由約8400萬人銳減至約2400萬人。減收1600億，減收幅度為2010年個稅總額的30%。財政部也表示他們這次做出了巨大的讓步。
但納稅人對此並不買賬，基於起征點的個稅調整已經無法平息社會的批評。首先，中國區域經濟失衡的局面已經非常明顯，京滬廣深與普通省會城市以及其它地級市之 間的生活成本差異巨大，起征點一刀切意味着京滬廣深的低收入群體面臨著相對窘迫的生活境況。其次，不同家庭負擔的納稅人在現行分類徵收的體制中沒有差異， 加重了多贍養、單勞動力家庭的負擔。其三，由於個稅不同分類的邊際稅率差異，形成了對以單一工薪為主的勞動者的歧視，使得多種收入來源的勞動者、資本利得和租稅收入等群體的稅負遠小於同等收入規模的以單一工薪收入為主的勞動者。這也是勞動報酬占社會總分配比重持續偏低的重要原因。
起征點提到3500元以後，只有2400萬的工薪納稅人。在這種背景下，居然派生出一種新的問題：即在北京商品房限購和汽車搖號上牌的政策上，起征點提高後，無納稅記錄的居民如何購房購車。可以想象，單靠不足3500元的工薪收入，他們有能力購房購車嗎？這意味着大量的收入是以非工薪、不納稅的方式產生的。
此外，此次個稅調整的方案，納稅人規模是縮小了，卻增加了月收入過萬的高收入群體（實際上在京滬廣深等地只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邊際稅率，例如，20％的邊際 稅率的應納稅所得額從此前的20000元降低到9000元。再考慮到社保的徵收，起征點調整對納稅人家庭的改善並不大。以上海為例，稅前月收入1萬元的職 工，單位實際成本為1.44萬元，而職工實際的貨幣收入為7815元，政府累計收繳了45％的費用（含各類社保、稅費等），如此汲取中等收入家庭的稅費，對於那些指望工薪收入努力進入中產的家庭不啻為沉重的打擊，尤其是通過知識、勞動力等方式移民進城市裡的新市民。
不僅徵收不公，財政的支出亦無度。政府對自身的經費使用、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等監管過於鬆散。按要求，到今年七月份，國務院各部委應公布“三公經費”，但只有 科技部、中國工程院和國家文物局按時完成，其它所有部門都缺席公開，發改委、工信部更以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公開具體科目的明細。稅政如此，危機已在眼前。
作者認為，當前的個稅體制已經到了全面改革的時候。近年來，政府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政策改革方向，例如提高勞動報酬占社會分配的比重、培育中產階級、縮小居民 收入差距等，大多與稅政有關。但總是有方向無動作，追究到根本，還是稅政未能權歸納稅人。起征點、稅率級距、綜合徵收等個稅調整方案，其實都是細枝末節的 事情，從它們入手，總是難撓到癢處。我們認為，如果要實現上述政策的導向，就必須讓納稅人的聲音得到充分的體現，讓納稅人的代表來主導稅政，改革的方向不 僅在個稅領域，還要包括推動間接稅向直接稅的轉移，增加稅政的透明性，讓納稅人的稅交的明明白白，而不是隱藏在價格中。更深遠的稅政，更在稅政之外。改革 的方向，從來就有，只是找不到改革的動力。我們要多大規模的政府，要養多少公務員，要他們幹些什麼？這些都是政治體制的事務，沒有這些領域的改革，政策就只能是政府的口號，是水中月、鏡中花。20年前，小平同志南巡時提出“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在今天仍然一幅生動的現實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