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襲擊事件”十周年之際，國際輿論紛紛注意到，在經歷了十年反恐戰爭後的美國，儘管依舊還是世界頭號強國，但實力已經嚴重受損。與此同時，中國則在這十年間，逐步顯現出崛起勢態。此外，國際社會也注意到，隨着奧巴馬總統在今年5月2日宣布，“911”事件策畫人本拉登已被美軍擊斃後，華盛頓的對外戰略布局似乎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美國政府多名高官近期已經多次分別表態說，華盛頓政策正在過渡中，優先中心將從中東向亞洲轉移。哪這種變化對東亞大國中國而言會有怎樣的影響？北京在應對上又有多大的活動空間？帶着上述問題，本台《中華世界》專題採訪了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博士。
RFI : 學界人士普遍認為，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對最近十年裡國際政治格局有着極其重大的影響。請問，以您的觀點，美國十年的反恐戰爭與中國近期的崛起勢態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聯繫呢？
陳奎德博士：“是有某種關係。我把它稱之為北京政權的911紅利。美國發生911事件以後，北京政權在某種意義上，獲得了某種紅利，特別是經濟上的紅利。這是比較明顯的一個情況。因為，911事件以後，美國的戰略重心在一段時間內發生了改變。基本戰略方向從過去集中在東亞轉向中東和北非這些地方。所以說，中國當時面臨的壓力比較小了、機會比較大了。加上又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時也是2001年。中國全力專註於國內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利用了國內的低廉勞動力價格、低人權的狀態，等等各方面的條件。所以，中國的經濟在這十年間有了重大的發展。這和美國重心轉向以及美國把它許多經濟上的力量，各方面的力量用在反恐戰爭，特別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上面有關係的。”
RFI : 美國現在想把政策的優先中心從中東轉移到亞洲，這種轉移就一定會對北京不利嗎？
陳奎德博士：“從長遠來說，我不認為一定會對中國不利。但這要看北京政權的基本應對和它對自己內政的改革可能走多遠。這是國家如何定位的問題。中國實際上也是在十字路口。如果中國的國家定位仍然採取一如既往的話，恐怕是會遇到一些相當大的困境。而如果能夠利用這個歷史機會，真真專註於國內基本的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話。那麼我覺得這個轉向並不一定就對中國不利。”
RFI : 國際社會都注意到，中國近期頻頻展現其在軍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您覺得這種提高軍事透明度的做法與美國政策變化之間是否也有一定聯繫呢？
陳奎德博士：“當然。這是做姿態。實際上，大家也知道。北京政權現在在軍事方面和美國有交往。這我當然做正面肯定。但是，這個交往這個透明度還非常不夠。按照國際通常的標準來說，中國軍事的透明度是非常的不夠。而且，中國的軍事預算等等這些方面和國際通行的算法也不一樣。實際上，中國的軍費開支比公開出來的要大得多。這是國際輿論和國際研究專家公認的。所以說，我覺得在這方面，北京政權還必須要加大它的透明度。和正常標準比起來的話，現在的透明度遠遠不夠。實際上，為什麼東亞，特別是南海、東北亞地區，突然在2011年對北京政權好像存了相當大疑慮的情緒。而且，整個外交情勢，特別是軍事外交情勢產生了某種看起來是十分突然的變化，非常不利的變化。實際上是和北京政權這個咄咄逼人的、不透明的軍事態勢，同時也當然和它的國力增長，使周邊國家產生疑懼。這國內增長不一定就真真會讓其他國家產生某種懷疑，或者對抗的情勢。但是，如果你這個國家的基本對外政策、方向，包括國際、國內的基本政策，包括你的國家定位沒有一個明確方向的話，特別是沒有一個和國際社會主流和諧的方向的話，那恐怕是有大問題的。疑慮主要是從這裡產生的。”
RFI : 您剛剛對中國提高軍事透明度的姿態做了加分，但是中國周邊海域一些國家把中國的做法解讀為軍事示威。您覺得中國能夠採取哪些做法來改變這種認識上的差異呢？
陳奎德博士：“我覺得化解誤解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和周邊的國家有一個坦誠的交流。北京政權現在總是說，其他國家好像圍起來對中國不利，而且把美國做為他的後盾。實際上不是這樣一回事。中國現在強調的是，我要和其他國家做一對一的談判。當然，一對一的談判，它使用軟硬兼施的辦法。中國現在是個強國。起碼，是在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上。雖然，中國人均收入很低，但是，從國家總體經濟力量，國家收入還是有很高的稅收。所以說，這和其他國家談判起來是不對稱的。所以，其他國家願意結成某種聯盟形式，或者某種集體談判的形式和中國這個類似於地區超強、地區霸權國家一起談判。因此，它對中國軍事上的一些做法解讀為示威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我想中國願意提高軍事透明度，特別是和西方國家、和各方面國家都進行更多的軍事交流，那麼總是對中國有好處的，對下降大家的疑懼也是有好處的。問題是，它現在的做法不是很有政治意願提高它自己的軍事透明度，而是相當被動的。而且是抽以下走一下，並沒有很強烈的、提高自己透明度的一種長期性的和制度性的方針。所以說，這一點周邊國家也好，西方國家也好，恐怕對中國還是希望它能夠有更大的步伐才行。”
RFI : 做為一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學者，請問您覺得華盛頓決策層是以何種態度看待中國崛起的呢？
陳奎德博士：“就美國來說，‘中國崛起’的官方正式表態都是歡迎，但是希望中國能夠在和國際社會比較一致。就是說，要加入到這個國際社會的基本遊戲規則、國際社會的通行法則來。這樣的崛起方式，國際社會是歡迎的。如果是要挑戰即存的、基本的國際社會關係的秩序，特別是挑戰‘普世價值’。那麼，西方國家、國際社會恐怕都有相當大的懷疑，甚至包括有某種潛在敵意在裡面。所以，這一點是和中國本身如何置處有相當大的關係。這就表明，實際上，因為‘九一一’這個事情，中共獲得了紅利。但是，這個‘九一一’紅利不可能永久地吃下去。從整個歷史長河來說，‘九一一’畢竟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而且，‘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並不是一個巨大的國家和一個巨大的意識形態集團對現存國際秩序、和對美國利益的挑戰。而是一種比較非常極端的、非常少量的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的一時得手。所以，這個危機是肯定可以解決的。而且，某種意義上，這種方式也是間斷性的、一次性的，難以為繼。而中國現在，包括‘九一一’之前，因為美國政府-當時布什政府就已經把中國做為一個主要競爭對手了。如果它繼續的想永遠吃這‘九一一’紅利。這是不現實的。現在，情況已經大大改變了。但是，中國那種國家定位還一如既往地繼續下去的話，那它與國際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並沒有改變，這個矛盾是比較長遠的。這才是根本的矛盾。因為，‘九一一’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臨時插曲，打斷了這個矛盾，並沒有解決這個矛盾。”
RFI : 如果按照當前情況繼續發展，請問您如何展望未來的美中關係呢？
陳奎德博士：“過去有一個說法就是‘美中關係’壞也壞不到哪去，好也好不到哪去。是！從一段時間來說是這樣。因為，做為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國際社會和中國交往時，會做很多很慎重的現實考量。但是，我再次想重複一遍，包括當年的蘇聯，比中國現在對其他國家的威脅還要大，和美國是並列的兩個世界超強。當時，國際社會也是採取了這種辦法。就是說，大家和平共處，大家慢慢看。但是，顯然現在俄羅斯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不是前蘇聯和國際社會那種關係了。情況改變了很多，俄羅斯和國際社會的關係要友善很多。因為，它有一個根本性的制度性轉向。而中國沒有這樣一個轉向的話，這個結構性的矛盾就會永遠存在。這是不可能靠一點點外交上的小技巧就可以消除的。我覺得，這一點是中國為政者，包括中國公民都得特別要注意的。就是說，必須要面對自己國家在整個世界上的形象和定位。究竟是不是願意慢慢地真正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這才是根本的出路。”